|
惟有一部著作出版的“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权威” 在刘先生的床板边，堆着一大叠今年6月准备交稿的百衲本《辽史》材料，叠起来有小桌子那么高。从去年夏天开始，他每天坐在两个纸箱叠起来的“椅子”上，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校稿、标点。刘先生说，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商务印书馆的名品，但遗憾的是以前一直没有标点，2017年，这本带标点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将作为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的重点作品推出。 “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和几个学者一起做的项目。”谈到著作，刘先生说，自己研究契丹文50多年，“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有了出版个人作品的经历。” 去年4月，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发布了刘先生编写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下简称《类编》)。《类编》共有四册，为八开本布面精装，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发布会上，许多文史领域的专家权威到场祝贺，其中不少是刘先生本科、研究生以及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同学、同事。说到刘先生的这本著作，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介绍，便是“这是刘凤翥先生迄今唯一一套学术著作”。 “出契丹学的书很费时间，这套书我写了十年，看校样又看了两年多。”刘先生说，写书和校稿的时候，除了午睡两小时，每天从早上8点看到晚上10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也是常有的事。说到80岁才第一次出版著作，刘先生并不遗憾:“做学问不能什么都做，遍地乱撒籽，东一锹、西一锹地乱挖井。研究什么就要把它研究透了，达到别人没有的高度。”令他欣慰的是，《类编》在业界被公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契丹文字研究第四阶段的代表作。 刘先生介绍，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相传是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于神册五年(920年)，契丹小字为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但具体时间史书失载。契丹文使用了270多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逐渐废弃，从元朝到清朝，几百年来没有人认识这种文字。1922年6月21日，在现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方发现了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两块碑刻，使得这一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古老文字才被极少数学者关注。学者们耗费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让这门语言逐渐“起死回生”。 在刘先生看来，契丹文字属于真正的“绝学”———首先，契丹文不像西夏文等属于汉藏语系文字，而是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文文字没有互译互音的关系，极难辨认;其次，契丹字统共使用了270年左右，却失传了七八百年;再次，契丹文字不像女真文字有流传至今的《女真译语》、西夏字有流传至今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音同》等双解词典存世，全靠自1922年起出土的契丹碑刻进行辨识，而即使有些契丹皇族的哀册或墓志有汉文、契丹文两块，但文字内容却非一一对应，“就是各写各的”。这导致哪怕包括他在内的学者不懈研究了60余年，已辨认出的契丹字仍然是少数。 刘先生记得，早在1999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就提出“民族所是绝学成堆的地方，凡是离退休人员还能工作的，不要让他们在家闲着，要把他们‘哄，出来工作”。当时还提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所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员”，提倡“扶优不扶贫”。2008年契丹文被列为特殊学科，2009年社科院出台了“扶持绝学”的政策，社科院民族所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五年时间总结出版契丹文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刘先生被聘为契丹文字的学科带头人，承担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在他看来，《类编》就是对“出成果”的交代。 在学界，《类编》被视为契丹文字研究在新世纪的集大成之作。这套书共分三大板块七部分，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在书中，刘先生将能够释义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单词或词组分门别类地予以编排，把能够拟音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原字一一用国际音标予以拟音，并举出构拟音值的根据。书中的“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部分，相当于一部反映契丹文字最新研究成果的小型字典。 除了资料全，学界评价《类编》的另一大特点是成果新。相对于由当年中国社科院“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复礼)编著并于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这套书囊括了近年来我国出土的最新材料。刘先生介绍，此前《契丹小字研究》收录的哀册、墓志铭之类的契丹小字碑刻资料只有9件。此书出版后的20多年来，新材料不断出土，墓志铭、墓碑、哀册之类的大件契丹小字资料共达32件，契丹大字的墓志铭和墓碑等石刻材料也已出土了12件之多。此外，契丹大字的木牍、印章、符牌等文物也陆续出土。这些都被收录于《类编》之中，还刊布了50篇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和14篇研究契丹大字的文章。 刘先生记得，2009年这本书结项时，原本可以向社科院申请出版补贴，但他感觉“现在要经费不容易，我省下的钱能给别人用”，便决定自己出去看看机会。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年老店”中华书局，但根据一张图版就要35元的成本估算，他对书局也只是抱着“给出版就出版”的心态。当此书的责编找到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时，徐俊感到“这套书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经过书局领导层商议，不仅决定 不要补贴出版此套著作，还将这套书列为重点出版图书。最终，共计1279页的《类编》一共印了350套精装本，面向国内外研究机构、高校、图书馆发行。2015年7月15至17日，在长春召开的“第三十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4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上，《类编》获得“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去年，《类编》还申请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这套学术著作之所以包含大量新鲜出炉资料，或许得归因于刘先生的“退而不休”。刘先生告诉记者，1994年刚退休时，他就向室主任说明“不接受返聘”，以便排除干扰、集中精力继续研究契丹文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1998年，刘先生参加了世界阿尔泰学会第41届年会，在会上宣读的《契丹小字70余年之研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仅在会场上接受提问不断，散会后提问者蜂拥而至，他连吃饭、休息都常常“不得安宁”。大会秘书长希诺尔认为，刘凤翥的研究太重要了，他的总结式学术报告为年会增加了光辉。时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的杨虎嫩，当场称刘凤翥为“当今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权威”。 那么，为什么刘先生总能以最快速度获得比同行业其他学者更多的材料，而且经常获得研究成果的最先发表权呢?刘先生笑道:“出去的次数多了，交的朋友就多了嘛。”他说，由于契丹文字资料多出土于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并不在他的居住地北京，所以“那些地、县、市都广布了我的朋友，一有契丹文字资料出土，都会有人及时向我‘通风报信，”。古稀之年的他，只要听说哪里发现契丹文字，都第一时间赶去拓制拓片，他几乎把出土契丹文字的地方跑遍了。“退休以后，出差基本都是自己掏钱。但是没关系，我们上无负担，儿女也挺争气。”刘先生说。 李春敏告诉记者，她常帮刘先生整理行李，除了简单几件换洗衣服，行李中基本都是制作拓片的工具。她说，刘先生对拓片的质量要求极为严格，每拓一份拓片，他都要往碑刻上打五六十遍墨，既要用力，又要均匀，力求碑刻黑白分明，不让字口蹭上一点点墨迹。有时候一天下来，刘先生已经腰痛剧烈，回到宾馆时都得咬着牙逐个台阶往上挪。蹭到床边他弯不了腰，只能挺直身子，猛地一倒，就再也不想动了。第二天，还得前往拓制。就这样，他把最近十几年来新出土的契丹文字全都拓回来了。 “他(刘凤翥)退休以后根本停不下来，研究成果比在职时多得多，给社会做贡献了。”李春敏笑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