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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为后人铺一条平坦的路” 除了“出成果”，这些年来刘先生更关心的是如何“出人才”。2004年，应北大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已故)之邀，刘先生为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设了一学期的《契丹文字》课程，上课用的课件全是他自己用电脑制作的。“2001年，我才跟儿子学的打电脑。那时候觉得要让年轻人学契丹文，不会电脑可不行呀。”刘先生说，他没学过拼音，年近七旬背起了五笔字型表，“我当时想，什么时候背下来了什么时候买电脑。”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了15000元课题费给刘凤翥先生从事契丹文字研究。当年年底，北大催促刘先生报销，刘先生就花了12000元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开了张5000元的耗材发票去北大报销。从那时起，他向儿子学习用拼音输入法，很快就能用电脑写作、做课件了。 刘先生坦言，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绝学”相比，报考、学习契丹文的人更少。在他看来，撇开契丹文本身的学习难度不说，还有两大现实的原因阻碍了年轻人选择以契丹文研究为生:一是材料少，难有论文发表;二是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所以，对于愿意从事契丹文研究的晚辈，刘先生总是格外“珍视”。接触过他的后辈学人，多受他提携。据说，刘先生与别人合作发表论文时，经常将别人的姓名排在前头。“基层多难，做点成绩多不容易啊!请我来鉴别、合作是对我的信任，能帮就帮。”刘先生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多为后人铺一条平坦的路。” 刘先生说，在北大开讲的《契丹文字》，恐怕是契丹文字首次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在大学开设。“我作为这破天荒第一次开设课程的讲授者，虽然70岁了，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一点也不觉得累。”刘凤翥说，每次他都请住在家附近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送他去上课，风雨无阻，“看着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讲的样子，我就特别高兴，做自己高兴的事就不觉得累了。” 在授课过程中，刘先生发现一位名叫康鹏的学生尤为认真，经常向他求教。康鹏是刘浦江的博士生，主攻辽金史。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平日里积极提问，还用数码相机把近一万字的契丹小字拍了下来，在北大方正系统中建立起一万多个契丹小字的字库。刘先生说，这些电子资料库里的字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字号任选，用起来极为方便。近两年来，刘先生文章中出现的契丹小字都是使用了这个电子资料库。 如今，康鹏已经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名副研究员了。不过，康鹏这份工作可谓“来之不易”，花费了刘先生一番心血。原本康鹏应于2008年暑假毕业，刘先生在2007年秋，就给民族所领导和人事处都写了报告，请求等康鹏毕业后把他招来。为了让康鹏赶上社科院2008年春季招聘的机会，刘先生特意劝刘浦江先生让康鹏提前到2008年1月毕业。但当时一位研究室主任对刘先生的这份报告批复了“不要”二字，大致理由是认为康鹏“专业不对口、知识面窄、不会少数民族语言”。康鹏毕业后，刘先生又给社科院人事局的局长写报告，请求把康鹏招进来，如果民族所实在不能收，就安排去历史所。在老先生的力争之下，加之康鹏本身学术条件的优秀，康鹏终于进入了社科院历史所工作。 前年，另一位年轻学者陈晓伟能进社科院民族所工作，刘先生亦是功不可没。刘先生记得，这名年轻人2010年进入北大攻读史学博士，在读期间经常向他请教契丹文知识。撰写的有关契丹文字的文章很有水平，有时还会在文中订正或修改刘先生的一些说法，这让刘先生颇为欣赏。陈晓伟博士毕业后，想进民族所工作，便托刘先生给推荐。刘先生先后给社科院院长、民族所领导和科研局领导写报告，最后经院学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经院长办公会议批准，增加了一个“引进绝学人才”名额，将陈晓伟招进所里工作。 如今，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张少珊正跟着刘先生读契丹文字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今年春季就可以毕业了。刘先生说，2013年赤峰学院提出想办一个研究契丹文化的基地，张少珊毕业后将回学校给本科生开设契丹文字课程。 “谁也不希望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一直处于领先，绝不能让这门学问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刘先生说，近几年为了普及契丹文字知识，他已经在辽宁师范大学、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赤峰蒙古族师范专科学校、中央民族大学举办过契丹文字讲座。“我盼望有志于此的青年朋友加入契丹文研究领域中来，每30年到50年，契丹文字的研究水平就会出现一次飞跃。下一个30年，是康鹏、陈晓伟、张少珊、吴英喆等人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一定会把契丹文字研究水平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