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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契丹文字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年过八旬的刘先生不仅相当健谈，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他可以如数家珍地报出各个契丹墓志的信息，包括发现的时间、相当具体的地点、墓志的主要内容，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儿时的家庭故事，还是新近发生的学术事件，全都了然于胸。 与他们这辈学术大家多是书香门第出身又深受家学熏陶不同，刘先生坦言，他祖上三代行医，小时候由于战乱，差点连书都没读上。1934年11月，他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王朴村。解放前，由于农村卫生条件差，他的母亲生了八九个孩子，却有四五个没有成活。在抗战时期，千童镇驻有日军据点，也是八路军打游击的地方。当他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村里的学堂却由于兵荒马乱停办了。直到1944年春天，停办了两三年的学堂开始恢复，9岁的他才在爷爷、奶奶“家里得有个会认字算账的，以便赶集上店认得票子”的朴素愿望下开始了学堂生活。他记得，当时师生不讲年级，只有不同文化程度的概念，所以不同层次的学生挤在一起学习。从1944年春至1946年底的三年中，他学了六册《国文》，还学了《弟子规》《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等，也学了加、减、乘、除的低水平算术。 在北平上小学时，刘先生就听说过北大、清华和燕京等名牌大学的名字，他的伯父常常勉励他要上名牌大学。中学时代，他最好的学科是语文，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所以，我最早的愿望是学文学。”他说，在高中时，有天他偶然读到了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先秦卷和秦汉卷，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翦老的文笔特别好，史书可以当文学作品读。”这时候，同班同学魏金玺同学(北京医院名医魏龙骧之子)对他说:“翦伯赞在北大当教授，将来考大学时，你考北大历史系可以亲自听翦伯赞讲课。”结果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1957年考大学时，刘先生的第一志愿真就填的北大历史系，也幸运地考上了。 刘先生攻读北大历史系时，正值该系的鼎盛时期。由于院系调整，清华、燕京、中法等大学的历史名家全都集中到了北大。他记得，向达教授给包括他在内的13位中国古代史专门化专业学生讲授《史料目录学》时，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新出土的契丹文字碑刻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史料，可惜现在还基本没有被解读，如果彻底解读了契丹文字，必将改变辽史研究工作的面貌。”而且，向先生特别强调了制作拓片的重要性，刘先生还在课后向向先生请教了拓碑技术。“向达先生的教诲，与我后来选择契丹文字作为毕生的研究领域，是有很大关系的。” 读本科时，刘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他的本科室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王曾瑜回忆:“本科时，有一天凤翥的哥哥从内蒙古来，带了肉。不料凤翥在大饥荒年代，久无油水，不能一下子大鱼大肉，竟无法受用，半夜腹泻。”但王先生记得，刘先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的，经常苦读到深夜。 1962年，刘先生大学毕业。当时教育部计划司的领导来北大做报告，说除了医务和财会人才供不应求外，其他专业的毕业生都有面临改行的可能，让大家做好所学非所用和改行的思想准备。由于种种原因，刘先生只得放弃自己的历史专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 刘先生清楚地记得，离校之前，他曾于1962年9月16日晚上去燕东园28号翦伯赞副校长的家辞行。翦先生对他说，不要认为历史系毕业生就应去历史研究所，不应去民族研究所，而且民族所的老先生比较多，更便于向老先生学习。“你到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习一至二种诸如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之类的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不仅不会影响民族历史的研究，还会促进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刘先生说，当时听翦先生说这些话时他并没在意。临走时，翦先生送他至楼外，又对他说:“一定记住，去民族所之后务必抽时间学习一两门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说不定会对你终生受用无穷。”由于他一向对翦先生很崇拜，这才在回去的路上反复琢磨翦先生的嘱咐，尤其是“终生受用无穷”六字叮咛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心按着翦先生的嘱咐去做。“这是我决心研究民族古文字之始。”他说。 到民族所后，刘先生成了陈述教授的开门弟子。他曾把翦先生的话和想抽时间学民族古文字的想法对陈述先生提过。陈先生对他说:“不要好高骛远，历史就够你学的了。”但刘先生不肯放弃，当时他的室友是现在的西夏文大家史金波，也是王静如先生的开门弟子。他托史先生引荐拜访了王先生，向他提了翦先生希望他学习民族古文字的谈话。王先生对他说:“终生受用还是应该学马列，而且你是陈先生的学生，该找陈先生学习吧。”遭到婉拒的刘先生感到，要学习民族古文字，“只有自学一条路可走了”。 在史金波先生的印象里，刘先生在研究生期间学习非常刻苦，按照老师的要求，天天伏案细细研读《辽史》《金史》等基本资料，认真做读书笔记。他记得，当时白天研究生们都在中央民族学院2号楼上班，那座楼晚上因无人住宿，便关掉暖气，办公室寒冷无法看书。所里为使他和刘先生二人晚上有自习的地方，便将6号楼一间小会议室借给他们晚上看书自习。刘先生有时在自习室看书时间久了，就用简单的刻刀篆刻石印调节一下精神。房内顶灯太高，瓦数又小，他便登桌坐椅凑近了顶灯篆刻。“那种又专注又有点滑稽的动作，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种喜好也许与他后来精湛的碑拓技艺有关。” 刘先生说，他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只要有时间就收集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凡在期刊杂志见有契丹文字或女真文字方面的文章一律全文抄录，积攒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各一大纸袋。”1966年7月，研究生毕业的刘先生留在了民族研究所工作。 不过，在刘先生来看，这些都只是基础性的工作。“我的契丹文字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老师传授的，而是1971年春到1972年夏在‘五七干校，自学的。”刘先生笑着说，“我也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了。” 1970年3月14日，民族研究所全体人员去河南省息县东岳公社走“五七道路”，他被分配到8连2排2班。1971年4月4日，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五七干校”迁往明港兵营。同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后，干校的“运动”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天天读”之外，其他时间都是自学。“自学，那就是自由的代名词啊!”刘先生说，他不愿白白浪费时间，由于当时大环境仍是谈史色变，使他再次想到了翦先生建议他学习民族古文字的嘱咐，“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没有阶级性，民族古文字更是纯学术的绝学，与政治根本不沾边。” 当时有人把一本《女真译语》带到干校，刘先生就借来抄录了一份，认真学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写信给在北京的妻子李春敏，请她把之前积累的装有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资料的两个纸袋子用包裹挂号寄到干校。“一共就十几篇材料，三五天就看一遍，背都能背下来，看多了也悟出了一些门道。”他说，当时不仅对各家之说逐步提高了鉴别力，能够分辨出哪个人的哪一点是对的，哪一点是牵强附会甚至错误的，充分吸收前人的一切成果。而且，还尝试做些解读工作，对《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和官名“尚书职方郎中”等契丹字做了确定。 与他同在“干校”的史金波先生想起那段时光，至今感叹:“凤翥兄当时在‘运动，气氛紧张、人心惶惶、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于逆境中仍能气定神闲、心无旁骛地坚持恢复业务，是难能可贵的。” 1972年8月底，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学部“干校”人员全部撤离明港，返回北京。刘先生经常借机去设在城内考古所院内的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借书，继续翻阅和抄录以前所不掌握的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那时候，不具备复印条件，李春敏老师就帮刘先生誊写契丹文字的交流材料。刘先生说，李春敏原本是中学地理老师，字写得好，又非常仔细认真，平时下班后就帮他刻钢板油印材料。“在我主导发表的研究契丹文的文章中，所有契丹文字都是由李老师全文临摹、录入的。”刘先生说，直到现在，李春敏还一直帮他誊写契丹字，《类编》中的33件契丹小字碑刻和13件契丹大字碑刻，都是由李春敏对照拓本全文摹录的，甚至这套书的封面题签也是由李春敏题写。他说，李春敏不认识契丹字，先“照猫画虎”，再等他一一校验。 这些油印好的契丹文字资料经刘先生分类编辑，送给侯方若、苏秉琦、夏鼐、翁独健等前辈，也散发给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民族所的图书馆。“收到的都是正面反馈，对我是莫大的鼓励。”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学部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恢复业务工作。经个人申请，领导批准，刘先生正式走上了终生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