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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受到的学术训练，为炳良师报考宋史方向的研究生奠定了基础。1984年，炳良师从河北师院毕业后，考入兰州大学历史学系读研，师从李蔚先生攻读宋史。在李先生的指导下，炳良师选择了《宋代骄兵问题初探》为题作硕士论文，在此过程中，炳良师初步掌握了治学的方法，具备了研究学术的基本功。兰州大学是西北地区的名校，名师云集，张孟伦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炳良师在跟随李先生治学之余，又选修了张孟伦先生的《左传》课程。张先生学问功底深厚，治学态度严谨，1948年就出版有《宋代兴亡论》，曾在港台地区一版再版，颇有影响；上世纪80年代，又出版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和《中国史学史》（上下册）。读研三年，炳良师与张先生过往甚密，常常请教问学。他后来谈到张先生对他治学的影响，说道：“张先生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治史功底的培养。他所讲过的内容，要求学生必须背得。期末考试时，张先生采用类似于科举考试帖经的方式，给出首尾两句话，要考生默写出中间的内容。我和张先生商量，能否允许写篇论文，而不去背书，结果他没有同意。当时虽然很不情愿，也只得硬着头皮去背。现在看来，我这点微薄的史学史底子就是因此打下的，直到今天对《左传》中的一些著名史论仍然记忆犹新。”追溯炳良师与史学史的结缘，应与张孟伦先生的交往大有关联。 1987年，炳良师硕士毕业，李蔚先生征得历史学系的同意，为炳良师争取了一个留校工作的名额。由于炳良师当时已经联系了北京的专业研究单位，所以没有选择留在兰大任教。待炳良师毕业去单位报到的时候，因为突然的变故，又未能进入该单位，最后到了北京西郊的北方工业大学从事公共课的教学。王曾瑜先生得知炳良师的处境后，认为这种局面极不利于年轻人的专业成长，于是两次和炳良师谈及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问题，并予以了热情的推荐。当时，历史所同意接收，但是无法提供住房。那个年代，解决住房只能靠单位提供宿舍，年轻人无法通过购买或租赁解决个人住房，因而炳良师还是未能实现专门从事专业研究的梦想。在这所工科大学，炳良师先后给文、理、工各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和日本留学生讲授过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课程，而以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主。在这种情况下，读研究生时所学的宋史专业只能转入“地下工作”，否则便被视为“不务正业”。为了应对革命史的教学，炳良师编纂、出版过《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论》（合编，1994年）的教材，发表过《艰苦的探索 成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开辟》《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的论文；还汇编、出版过《世界史即文明的兴衰——西方社会的文化形态史观》（1990年）和《“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韦伯的宗教社会学》（1990年）两部资料选集；也撰写、发表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趋同论”的文章；精疲力竭之后才利用剩余时间研究宋史。至于中国史学史的爱好，就更无暇顾及，只有在讲授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内容时略有涉及。在北方工业大学，炳良师从事这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艰难地度过了整整八年。即便学术环境不尽如人意，但炳良师仍以旺盛的精力于此八年间发表了14篇与专业相关的论文。其后，炳良师经戴建国先生的点拨与帮助，抛开而立之年再去读书的顾虑，决定通过考博改变独学无友的局面。 1995年，炳良师顺利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正式投入史学研究所瞿林东先生门下，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当时的北师大史学所，是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镇，具有非常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学科优势，名师荟萃，老、中、青三代学者组建成了极具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学术影响饮誉中外。在瞿先生的指导下，炳良师选择了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作为研究方向，并以三年之力完成了《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博士论文。 1998年，炳良师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自此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教学、研究二十余载，直至2016年2月10离开了他心爱的学术事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