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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创18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炳良师在18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内外史学界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1995年9月，炳良师开始以18世纪中国史学作为研究方向。为何由宋代转向清代？这应与瞿林东先生对这一时期史学的认识有很大关联。瞿先生认为：“不论是崇尚考据的人，还是小视考据的人，大多不免有一个认识上的偏颇，即乾嘉史学就是考据之学。这样的认识，在本世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当然，乾嘉史学长于考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不应该被埋没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对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派的全面评价，而且也关系到对乾嘉时期中国史学整体面貌的认识与评价。”在瞿先生的建议下，炳良师选择了这个艰难的课题作为主攻方向。为何说是难题呢？瞿先生说：“炳良以攻中国古代史专业在兰州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执教于工科大学，八年当中，讲授了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程，而以钻研宋史为业余爱好，且时有所得，予以发表，可以说是逐步上路了。其间艰难，可想而知。1995年他转而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根据我的建议，以18世纪中国史学为研究方向，这意味着他从研究历史要转向研究史学，从研究宋代要转向研究清代，此可谓多重艰难的重叠。”道出了炳良师在学术研究上的艰难转型。 18世纪的中国史学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关键一环，呈现出总结与嬗变的双重面相，因而很难把握。特别是，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学术个性鲜明的史家与史著，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崔述的《考信录》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均是贯通性研究的名著，它对研究者的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炳良师在通盘考察乾嘉史家论著的基础上，抽绎出若干史学范畴，构成逻辑严密的篇章，最终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甚获答辩专家王思治、施丁、蒋大椿、仓修良、陈其泰、吴怀祺等先生好评。2000年，炳良师的博士论文被北师大研究生院和出版社遴选收入首批“博士文库”，予以出版。他在该书的内容提要中说明了这部著作的研究旨趣、探讨内容和学术创新： 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史学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18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成果极其辉煌，以致掩盖了这一时期理论上的成就，这个问题久为人们所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作者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方面揭示出18世纪中国史家在理论上的贡献，既有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因和法则、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评价原则等方面的理论，又有关于史学属性和史家素养、史学和社会的关系、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等方面的理论，这些内容成为全书的主要特色。同时，本书对以前某些牢不可破的观念，例如把乾嘉吏学与乾嘉历史考证学混为一谈、历史考证学派重考证而轻褒贬是不要历史评价、乾嘉史学中缺乏经世致用思想等看法，都提出了新的认识。 博士论文的完成及出版，仅仅是炳良师“万里学术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1999年春天，炳良师又以“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申请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用了4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课题的研究，2004年结项后，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一书。较之前人的研究，炳良师这部专著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性进展：一是清代乾嘉时期史学不等于历史考证学，它的全貌应当包括历史考证的发展趋势和理论总结的发展趋势两个方面；二是乾嘉历史考证学派史家并非仅仅以考史见长，沉溺于对史实作出考证，他们在自己的考史实践中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考证，上升到理论认识高度，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历史理论与考史方法论；三是全书在框架结构上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和历史考证方法论等多方面揭示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成就；四是在表述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成果的形式上，不采用目前多数学术著作中以学者个案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形式，而是站在当代史学研究的高度，从乾嘉时期众多史家的主要著作中抽绎出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然后围绕这些理论问题归纳各家各派在历史学上的理论见解。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还在于，炳良师敢于打破过去学界研究乾嘉史学遗留下来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偏颇观点，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翌年，该书荣获第六届甘肃省优秀图书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