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汉时期，无论是中央、地方各级官学还是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发展，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旨归，其原因主要涉及如下几点。 第一，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要求。 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中央对地方实施有效的管理。首先，国家行政运作中的信息交流通过公文传递实现。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云：“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其次，政府制定了严密繁杂的律令，用以处理国家事务。汉承秦制，有过之无不及。西汉中期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状况。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法典文书是秦汉行政之命脉，要求进入官僚机构的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通过察举孝廉、学校考试等途径选拔人才，熟读儒家经典、精通儒家义理成为所有有志于仕途的人的必然选择。经师夏侯胜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的特征，促使政府制定相应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官学教育应运而生。秦、汉初，国家设置学室，专门培养从事行政的吏员基本文化技能。汉武帝开始设太学，之后各代帝王不断完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其数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大量无缘官学的学子投身经师门下，促使私学兴盛。 第二，文化政策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汉初，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植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惠帝四年（前191），废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流传、学习《诗》《书》等百家著作。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辩论学术，传授各家各派学说的私学也纷纷出现。 独尊儒术后，教育为治国之本的政治理念成为汉代最高统治者的共识。武帝在诏书说：“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元帝诏书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章帝在诏书群儒论学白虎观中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在重教兴学认识的指导下，汉代建立并不断完善官方学校体系的建设。东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人。地方的官学体系以及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元帝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平帝时期，“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