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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载体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为学校教育创造条件。 文字的统一和简化，使得书写更加简便，更容易识读。秦朝统一后，实行“书同文”以小篆作为同一文字。西汉狱史程邈对小篆进行了改进，简化为隶书书写更加方便。 同时，简牍及纸质书写载体的运用使得文化传播更为便捷。早期社会人们的写作与后世相比，更为显著地受制于一些物质条件的制约。殷商时期，文字主要书写在龟甲兽骨上，西周时期则是铭刻在青铜器物上。秦汉时期，先是原料成本低、书写方便的简牍是书写载体。王充《论衡·量知篇》说：“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 纸张在西汉时已出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成本低廉的书写材料——纸张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如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人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多用纸张，如《马融与窦伯向书》曰：“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简牍与纸张书，大大改善了文字的传播条件，一方面使书籍的制作更为简单，书籍更容易获得；另一方面也为习字写作带来了方便。这些都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教育向社会下层的普及。 第四，文化传承方式的变化促使学校教育发展。 三代社会，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治理规范相结合，形成礼乐制度，是文化的核心内容。邹昌林指出：“礼仪系统是先于文字发展起来的，然而又具有文字一样的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文化各方面的内容，通过礼仪的形式保存下来。”通过礼仪活动传递经验、知识和信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借助于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文化。文字仅掌握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在文化传承中起到辅助作用。西周的大学辟雍是政教合一的场所，即是天子祭祀祖先、布政、施教等综合性场所。在开放空间中举行的礼乐仪式能传递给无数的受众，郑玄笺释“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句时曰：“武王于镐京行辟乡之礼，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 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科知识的增长。而礼乐文化本身也实现了自身存在的超越，原来属于天经地义不需要追问理由的仪式和乐舞及所体现尊卑等级的秩序，受到质疑并逐渐被社会生活所抛弃。孔子对凝结在礼乐文化物质、制度里面的意义进行抽象、概括，注重其中所包含的义理内涵，编辑整理六经。制度知识、抽象理论通过文字这一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年轻一代必须首先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一套文字符号系统，然后才能以此为工具比较系统地深入学习。而儒家的义理知识具有的抽象特征也需要经师的阐述和讲解才能为学生所理解，这些都需要在学校这一空间中完成。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