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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拙文：《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第5辑(1984年)，后收入拙著：《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7～344页。 ②[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王尧、陈践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藏文、汉文两种文字都作为正式的、官方的文字被普遍使用，‘契约’在当时社会上系公认的一种有效证书，藏文、汉文具有同时价值。”(氏著：《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9页)，似乎认为两种文字都一直平行存在着。 ④[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59页。 ⑤[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58页。内容栏内的“文本”号，是武内绍人在其著作中对吐蕃文契的编号。 ⑥[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59页。 ⑦[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209页。 ⑧唐耕耦、陆宏基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78页载此契未标公元年。沙知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载作公元832?。张传玺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7页作公元832?，所据源自日本东洋文库《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三《契约》第98～99页。 ⑨本契借粮人“夏孜孜”(hva dze-dzes)，[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67页作“华折折”。此处据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译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页。后收入二氏：《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59～260页。 ⑩贡保扎西、杨铭《Or.8210/S.2228系列古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对本诉状有汉译文(2015年10月“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论文，待刊)。 (11)对鼠年(832)吐蕃在敦煌的变革将另文详论。 (12)[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59页注①。 (13)对此戍年，藤枝晃订为806年，池田温订为818年。依据其中一些丁壮的姓名，又见于《辛丑年(821)诸寺户请贷麦种牒六件》(北图咸字59号)，断其为公元818年应是可信的。参见拙文：《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第5辑(1984年)，后载《敦煌学史事新证》第331页。 (14)[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59页。 (15)[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209页。 (16)山本達郎，池田温编：《敦煌和吐鲁番中的社会和经济历史文献》Ⅲ(契约)，東京：東洋文庫，1987年，第98页。 (17)以上诸契见于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131～150页；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368～375页，2014增补出版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第336～343页。 (18)《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93页。李骚骚为武光儿契中的“见人”。 (19)拙文：《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第5辑(1984年)，后载《敦煌学史事新证》，第327～344页。 (20)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375～376页。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150～151页。 (21)《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79页。 (22)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 (23)四件契约汉译文见[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343～3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