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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犍陀罗艺术与远东希腊神话的巴克特里亚起源 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在印度西北部的起源、形成以及希腊神话传说在希腊化远东地区的广泛传播是巴克特里亚文明圈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由于有关的文献记载严重缺乏，所以这一地区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文化遗存以及其他壁画、雕塑、钱币、器物、饰品上所反映的希腊神话素材就显得尤为珍贵。正是它们再现和凸现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化文明的基本特征：希腊文化与印度、波斯、草原游牧文明的深度互动与融合。 犍陀罗艺术包含西方古典因素，是在外来文化的参与或推动下出现的，这一点在学术界似乎没有异议。但它到底是与希腊化时期来到印度的希腊人有关，还是与罗马帝国时期通过海路而来的罗马人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古典因素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带来的，学术界存在争议。其实，如果我们承认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古典因素，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了希腊文化的作用，因为这些古典艺术因素本质上源于希腊文明，罗马人不过是它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已。而且帝国东部(埃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人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希腊人或其后裔，政治上他们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但在血缘上尤其在文化上他们还是希腊人。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印度的所谓“罗马人”。所以，有学者将犍陀罗艺术称为“希腊佛教艺术”(the Greco-Buddhist Art)(54)是有道理的。 佛教与希腊人的相遇发生在阿育王时期。亚历山大死后，印度的希腊—马其顿驻军最迟于公元前316年全部撤走。公元前305-前303年，远征印度的塞琉古一世和当时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达成妥协，放弃对印度西北部(原来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的控制权。(55)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与印度关系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今日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了两块刻有孔雀王朝第三位国王阿育王(Asoka，约公元前270/269/260-前232/218年在位)发布的希腊语石刻敕令。(56)这就说明，此地仍有希腊人居住，而且人数可观，否则国王没有必要颁布希腊语敕令，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如此谙熟希印两种语言和文化内涵的翻译者。他还派人到印度之外的西部五个希腊化王国去宣扬佛教。(57)这是他的自我吹嘘，还是确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表明佛教在印度西北部的广泛传播，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佛教应该有所耳闻。 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大举进入印度西北部，与此地的佛教开始了直接接触。印度—希腊人国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约公元前190-前180年)的钱币上出现了表示覆钵状的佛塔和围栏中的菩提树。(58)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55-前130年)可能皈依了佛教。(59)他的钱币上出现的表示八正道的法轮，似乎就是他信仰、弘扬佛教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位转法轮王(the cakravartin)，也即最高的统治者。(60)佛教既然如此流行，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希腊人皈依佛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随从米南德听经的500希腊人(the five hundred Yonakes，非确数)应该在国王的带领下也成了佛教信徒。(61) 一般认为，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和传播是在贵霜迦腻色伽时期，但它的萌芽却无疑是在印度—希腊人统治时期。正是他们把希腊的神话故事、神人同形同性观念(anthropophuism)和雕塑造型艺术带入印度。当释迦牟尼的崇拜者们试图用一个人物形象表现他们的佛祖时，印度—希腊人中的佛教徒以及受雇于创作佛陀形象的希腊雕塑家首先想到了他们熟悉的希腊神。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希腊的阿波罗神(Apollo)视为佛陀的原型，认为雕塑家们由此获取了创作的灵感。这种说法应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62)当然，我们从早期犍陀罗艺术那些佛教人物雕塑和建筑艺术中所感受到的希腊化因素，不仅仅有类似于阿波罗式的希腊神像，还有经过改造的科林斯式柱头和各种具有希腊艺术风格的装饰性纹饰(如葡萄纹、蔷薇花饰、连珠纹、忍冬纹、棕榈枝等)。这些希腊化因素应该首先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地出土的希腊式雕塑、钱币上强烈的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希腊式柱式以及精巧的制作工艺(如泥塑(63))，说明在巴克特里亚存在着一个艺术流派，(64)它的成员可被视为犍陀罗艺术创造者的先驱。 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文明的一种体现，是古希腊人对自身以及自身与自然万物关系的拟人化想象。所谓希腊的“神”，以及关于这些神的传说，不过是古希腊人民族性和人性的展现。希腊人“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可能即由此而来。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他们的神和关于神的传说与他们如影相随。亚历山大的征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播希腊神话的过程。他声称，他是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后裔，认为自己就是荷马诗中阿喀琉斯(Achilles)式的英雄。(65)他到了埃及又认为自己是“阿蒙(Amon)—宙斯”之子。(66)托勒密一世发行亚历山大头戴公羊角的钱币就来源于此，因为公羊是阿蒙神的标志。当他经过兴都库什山进入中亚的时候，他把这座山当成是希腊神话中囚禁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高加索山。(67)当他进入印度的时候，在一座名为奈撒(Nysa)的城市，碰到了自称是酒神狄奥尼苏斯(Dionysus)追随者后裔的希腊人。他们对他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但这个偶遇反而激发了他的征服欲。他要比酒神走得更远，要和他一比高低。(68)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相对于当地民族自然是少数，但他们在自己建立的城市里，则是居民的多数和社会上层。在这些希腊式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设立的各种希腊神的雕像，无不唤起希腊人对远祖神话英雄的记忆。这些神话故事随着希腊人代代口传而延续，也随着他们的统治的加强而深入人心。普鲁塔克曾说到，荷马的诗在亚洲得到广泛阅读。(69)希腊化钱币上的各种希腊保护神，无疑也推动了希腊神话的传播。 希腊神话在中亚和印度流传的结果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被非希腊的民族所接受。帕提亚人和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贵霜人、嚈哒人、粟特人在接受希腊式钱币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上的希腊神。犍陀罗艺术中各种希腊神话人物的出现，尤其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出现和变异就充分反映了希腊神话的传播之深远。在犍陀罗艺术出现的初期或之前，在印度西北部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化妆盘(toilet tray，palette)的石刻，(70)其中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取材于希腊神话，如太阳神阿波罗与神女达芙妮(Daphne)，美神阿芙洛狄忒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仙女宁芙(Nymph)和酒神随从萨提尔(Satyrs)，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和猎人阿克泰翁(Actaeon)，阿芙洛狄忒与小爱神厄洛斯(Eros)，骑在海马背上的海中神女涅瑞德斯(Nereides)，醉酒的狄奥尼苏斯，以及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墨勒阿革洛斯(Meleagros)或美少年阿多尼斯(Adonis)等。一个石盘全景式地展示了狄奥尼苏斯与妻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正在饮酒作乐(或正在举行婚礼)以及葡萄酒制作等场面。(71)还有一块石板上雕刻的是特洛伊的故事：特洛伊人想把木马拉回城里，但在城门口遭到女祭司卡珊德拉(Cassandra)和拉奥孔(Laocoon)的全力阻挠。(72)希腊巨神阿特拉斯(Atlas)力扛天宇的形象也出现于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雕刻中。(73)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赫拉克勒斯变成了护法金刚(Vajrapani)。(74)但他的基本特征仍然保留：头戴狮子头皮帽，裸体，手持由木棒变形的金刚杵。(75)这种形象一直东传到中国，麦积山石窟中的泥塑金刚、(76)隋唐墓中出土的护墓武士陶俑、(77)唐三彩武士俑(78)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赫拉克勒斯的某些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赫拉克勒斯之外，希腊胜利女神(Nike)的形象也进入了犍陀罗艺术的殿堂，在哈达的一组佛教雕塑中，她的位置紧靠佛陀的身旁。(79) 公元以后，佛教开始经中亚向东亚传播，也就意味着犍陀罗艺术的东传。中国境内图木舒克的飞天形象，龟兹的裸体壁画、日天月天形象，(80)敦煌石窟中的爱奥尼亚和多利亚柱式，(81)都反映了犍陀罗艺术中希腊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含着希腊神话因素的犍陀罗艺术是远东希腊化文明留给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份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