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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东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 远东希腊化地区处于从中国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是丝路由中亚通往西亚和南亚次大陆的起点。因此，在对远东希腊化文明做出历史定位之时，我们有必要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两汉之际，从中国方向进入中亚和印度的主干线主要有三条。一条史称“北道”，从疏勒“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一条史称“南道”，从莎车“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北道沿泽拉夫善河行进，南道沿阿姆河行进，最后在安息的木鹿汇合，向西进入伊朗高原。南道还有一条延伸线，即从中国越帕米尔南下，经悬度，进入犍陀罗地区，由此西南进入乌弋山离，即今日阿富汗的南部，自此“南道极矣”。(82)三路所经之地，都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统辖之地。不论从中国西到伊朗、两河地区和地中海，还是从北方草原南下至印度河口，巴克特里亚都是必经之地。如果说中亚是亚洲的心脏，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核心地区——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所在地就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枢纽。丝路的开通不仅推动了希腊化世界内部的文化交流，而且打开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化文明信息通往中国的大门。这一历史性的壮举有赖于张骞的西域凿空，也有赖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世界的建立，特别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在此地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 巴克特里亚是亚历山大由西而东和张骞由东而西的中亚极限之地，也是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的首次接触交流之地。汉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所获悉的西域“风土人俗”，(83)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反映。 当张骞公元前128年风尘仆仆地来到阿姆河畔之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大部分已经南撤至印度西北部。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臣服于大月氏部落的大夏。这个大夏是否就是西方古典作家所记载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学界存在争议。从张骞的记述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媯水南”，这个大夏所据之地与巴克特里亚的地理位置吻合。据斯特拉波记载，阿姆河是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分界线。(84)阿姆河的中游是东西流向，大夏位于“媯水南”，就是位于阿姆河之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85)说明这是一个定居的农业国家，有不少城镇，各地自治。国王已不存在，兵弱怯战。这可视为对希腊人王朝弃国而去，当地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反映。根据美国学者勒纳的研究，阿伊·哈努姆遗址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才最后被希腊人遗弃。(86)如果此论属实，张骞抵达大月氏、大夏之时，希腊人王朝可能还保有巴克特里亚东部的山区。张骞“并南山”而归时，极有可能会溯阿姆河而上，经过这个城市，然后沿瓦罕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但无论如何，张骞所经过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之地都是原来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区域。此地的希腊化文化遗产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到的这些地方的城市众多，种植葡萄，“相知言”，以及传闻中的安息的“如其王面”的钱币和“画革旁行，以为书记”(87)的书写材料与方式似乎都与所谓的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国”，通用希腊语，帕加马的牛皮纸和希腊语的书写规则，希腊人带来的葡萄种植技术有关。(88) 希腊化远东地区也是后来丝路文明的汇聚与辐射之地。张骞之行，标志着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通过丝路传播的开始。但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文明交流要到公元之后希腊人从印度彻底消失之后。不论是在印度西北部取代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印度—斯基泰人王国、印度—帕提亚人王国，还是在中亚、印度取代巴克特里亚王国，其后崛起于从阿姆河到印度河的贵霜帝国，抑或是在中亚、西亚取代塞琉古王朝统治的帕提亚帝国以及后来曾经统治过中亚甚至印度一部的萨珊帝国，希腊人当初在远东建立的城市有相当一部分相继被新的统治者所利用，有的成为丝路重镇和文化中心。希腊式钱币也被这些后起王国所接受、改造、利用。佛教的希腊—犍陀罗艺术也经由贵霜传到中亚、中国。希腊神话人物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尽管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远东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刻和深远的影响，与继希腊人之后入主此地的民族本身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不论是来自里海沿岸的帕提亚人，来自北方的斯基泰人，还是从中国西北而来的大月氏人、嚈哒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背负的是草原文化。从游牧到定居，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有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面对文明程度大大高出他们的被统治民族，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接受当地的文化。这就是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之所以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是后来这些统治民族的文化中包含大量希腊化因素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接受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印度、波斯的文化，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游牧文化元素。印度—斯基泰人钱币上的国王戎装骑马形象，贵霜钱币上的国王身着本民族的皮袍皮靴，向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火坛献祭，同时又将印度和波斯的神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相结合的见证。希腊、印度、波斯、中国、草原五大文明能够在原来希腊化的远东地区互动交流，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丝路交通体系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希腊化文明本质上是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混合文明。究其整体上的构成和影响而言，实际上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东地中海地区，一个是巴克特里亚地区。前者的文明传承作用显而易见，有目共睹，后者则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失忆与尘封之中。然而，正是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在中亚地区和印度西北部长达约三个世纪的统治，才使得这一区域的希腊化文明在孤悬远东的困境下，能一花独放，得以延续。此地的希腊人坚持他们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同时也在不断地调适自我，有选择地接受当地的文化，所以才能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以阿姆河流域为中心，囊括中亚、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圈”(或曰“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生活于其中的民族，不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希腊化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文化正是在吸收希腊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希腊化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巴克特里亚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区，同时也是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汇聚之地。远东希腊化文明的遗产及其信息正是由此传到了中国，并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远东希腊化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定位确实值得重新审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