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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内阁满蒙文合璧文书的语文特征 满文原是从蒙古文改造而来，字母与蒙古文基本一样，甚至不少满文单词借用了蒙古语。满文初创之时，与蒙古文同样存在同形异音等局限。经过“酌加圈点”等字形、读音以及语法等方面的改革，改变了满文同形异音的不对应状况，调整为一形一音的状态。然而，蒙古文至今未能摆脱这种同形异音异义的缺陷。清代蒙古文文书档案中有很多名词术语，因其字形、发音等自身局限，释读起来难度确实不小，以致影响到对档案内容的整体理解。然而蒙古堂档的情况有所不同，正是因为同时有满文文书的存在，使人们可以借助其更准确地解读蒙古文档案。例如，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蒙古喀尔喀扎萨克额尔克阿海敖卜等为乞请救助事致康熙皇帝奏书》中记有1835人的名字，(34)其中既有蒙古语名字，也有藏语和满语名字，而仅据蒙古文的写型不少名字可以有两个以上的读法，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不过借助其满文翻译件可以相对轻松地确定正确的读音。如Seren(色仁)一名，即借满文读音得以确认，否定了Saran的读音；又如Dusγar(杜斯噶尔)一名，同样依据满文读音排除了Tusγar的读音。 满文语法相当规范，在文字表述中口语化现象也较少见，因此解读时不容易产生歧义，这对准确理解语法相对复杂、口语现象频出的蒙古文文书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例如，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蒙古来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归还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失散人众奏书》(35)中有一段文字就比较难懂，原文如下：  这段话的语法结构不是十分清楚，表述显得比较混乱，语义不明。但是其满文的语义就比较清楚，可据以通畅地译为“我调和之法，惟自古至今，国稳则太平，法立则安宁，况达赖喇嘛屡谕，据蒙古古法议事，我亦以为然”。 满语少有方言之别，蒙古语则方言颇多。在各地蒙古来文中有些难解词语即属方言词汇，满文文书均进行了翻译，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参考资料。例如，根据满文译件可以确认喀尔喀蒙古方言的  即 (认同、认可)，qalqu即qaldaqu(侵犯、入侵)，qaritu qataγu即aq-a degüü(兄弟)，bülüg cülüg即qoin-a emün-e(前后、先后)等；厄鲁特方言的kümü即kümün(人)，orquntu即olan-iyar(大家、众人)，xodcoγau即maγulaqu(谗言、恶言)，betü即metü(如同、犹如)，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对蒙古文档案中那些华丽深奥的文学与宗教语言，满文档案往往采用简化和意译的方式进行处理，因而使人看不到原文的全貌。特别是对蒙古文押头韵诗词中的一些词汇，亦有忽略不译的情况。(36)当然，有些情况应是翻译当中的遗漏，很难说是有意为之。 满文档案中纪年的写法和译法，与蒙古文的有一定区别。蒙古来文包含多种纪年法，有蒙古纪年法、回鹘纪年法、藏历纪年法、清朝纪年法。蒙古纪年法与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纪年法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年份用颜色词标明，这与满洲纪年完全一致。例如，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接收的《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诘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书》的落款日期，蒙古文作ulaγan bars jil-ün arban nigen sar-a-yin  -e yisün，满文译为fulgiyan tasha aniya umshun biya-i iche uyun(红虎年十一月初九日)。(37)然而，把满文和蒙古文纪年翻译为汉文时，颜色词未作直译。例如，蒙古文原文的 mo γai jil，满文译为niohon meihe aniya，均为“浅蓝蛇年”，但汉文则意译为“乙巳年”(38)。蒙古历中也有与汉地农历孟、仲、季相应的纪月法，即初、中、末，满洲历无此类纪月法，满文文书一律翻译为具体的那个月份。例如，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蒙古来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归还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失散人众奏康熙帝书》的落款日期为jun-u dumda sar-a-yin  -e-yin γurban(中夏初三日)，满文文书只译为sunzha biyai iche ilan(五月初三日)。(39)有不少蒙古方面的来文署回鹘历纪年，但是满文翻译时忽略了“回鹘历”字样。例如，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收到的蒙古来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报库伦伯勒齐尔盟誓奏书》的落款日期是ailadqal-un -un arbaduγar sara-yin jügüin γudaγar bayasqulang-tu -e-dü(40)(奏书于回鹘历十月十五吉日)，其满文为wasimbure bithe-be zhuan biyai tofohon-de(41)(奏书于十月十五吉日)。蒙古文文书中的藏历纪年，在满文文书中一律被译为满洲纪年。例如，蒙古文原文的usun noqai jil(水狗年)，满文译为sahaliyan indahun aniya(黑狗年)。另外，阿拉善蒙古首领的来文有时署清朝纪年，满文照译为清朝纪年。(42)清代文人对蒙古堂档满文、蒙古文文书的抄录和翻译工作，十分认真，错误极少。(43)无论是蒙古文文书还是满文文书，绝大多数翻译准确，字迹清晰，也不乏难得的蒙古文和满文书法精品，具有很高的文字学和艺术学价值。到了清代，蒙古语经过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发展，使用地区广泛而方言特征明显，文学、哲学、宗教学词汇已相当丰富，文字的写法也变得丰富多彩。例如，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为索喀尔喀事奏康熙帝书》(44)，即可视为托忒蒙古文的书法精品。满文也是在经过几次改革后，字形、发音有了很大的改进，字体也逐渐丰富，除正楷、草书之外，还创造了篆体。据《东华录》记载，满文篆体达十六种之多。(45)乾隆皇帝甚至创造了三十二体满文篆书，用于刊刻御製盛京赋。(46)蒙古堂档所收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康熙帝以戕害员外郎马迪事诘问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敕谕》，(47)不失为珍贵的满文正楷书法作品。蒙古堂档满文、蒙古文文书的抄录和翻译工作，丰富和发展了清代蒙古文、满文书法，其书法特点也是蒙古堂档满文、蒙古文文书语文特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