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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学普遍主义精神的解体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在近代日本提倡武士道最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新与旧、外与内等各种因素相互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确保天皇制国家的自我认同和国民统合，是明治维新后历届政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40)井上的武士道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套学说。笔者曾有文章论述：井上哲次郎之“抬高‘东洋’”，关键目标在于借助儒教复活传统道德；而且他并未满足于此，又试图进一步使日本在文化上“称霸‘东洋’”，为此而构筑了其武士道论。(41) 对井上而言，儒学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他的某些言论，形式上也秉持着某种普遍主义精神。比如，他批判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说：“即使支那灭亡，儒教中的真理的光芒永远不灭。”(42)然而，其貌似普遍主义的言论，不过是必要时的策略。其实，一切普遍主义思想，均被井上规定为某种特殊的日本精神的操作对象：“我国民精神不是只被动接受，而是有着同化的力量，使外来思想与自己合为一体。”(43)这种神秘的“我国民精神”被井上描绘成古已有之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强调日本精神的形成早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前。井上论道：“日本自太古以来，一直有着日本民族特有的性质、思想和感情。作为国家，天照大神的诏敕造就了日本民族成立的基础。这种好像是成了日本的脊梁骨的东西，可以说是大精神、大骨头的东西，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当儒教或者佛教一旦与其接触时，便不再是单纯的儒教、佛教。”于是，外来的思想文化都被井上降低为单纯的工具性的知识：“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是为了发展日本民族的特有精神的必要工具，即成为日本民族的大精神、大骨头的营养，使日本民族愈益发展壮大。这些东西全都同化于日本了。”(44) 与山鹿和吉田依然立足于儒学不同，井上的武士道论最终归结到日本的神道。井上认为：“离开神道则日本的武士道其实无法成立。”(45)1942年5月，井上为自己监修的《武士道全书》写《武士道总论》，认为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可称之为皇道的武士道或者神道的武士道”，并强调：“本来武士道就是‘神之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这在本质上是纯日本的东西。”(46) 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思想的影响、儒学对武士道的影响，井上则尽量抹杀。比如，虽然他也认为：“到了德川时代，阳明学多少也影响了武士道。阳明学和武士道性质非常相似，有非常容易调和的地方。因此，阳明学派的人往往倾心于武士道，论述武士道，奖励武士道，这绝非偶然。”(47)但他却又特别批评另外一位著名的武士道论者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接受了阳明学说的观点，声称“阳明学……与武士道的发展无任何关系”(48)。在淡化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编织日本自生的传统，即所谓武士道的传统的同时，井上也愈发肆意地贬抑中国本身。他继承并刻意凸显了山鹿和吉田的一个观点，认为朝代更迭是中国的缺点：“中国是革命之国，在这一点上不如日本(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神话)，所以素行称日本为中华、中国、中朝。”(49) 与山鹿和吉田进行中日比较的标准主要是忠诚问题相比，井上的评判标准是散乱而随意的。尽管经过种种修正，山鹿和吉田都还程度不同地秉持着儒家立场，而井上已经彻底丧失了儒学的普遍主义精神，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思想都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实用目的的工具，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贬抑中国的需要选择合用的比较标准。例如，他未经任何理论分析而直接把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作为一个比较标准，声称日本民族是单一的，所以是纯洁的，而把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交错融合，看作是中国人的缺点所在：“支那有着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支那不是自古至今维持一个纯洁的民族性，屡屡有其他民族侵入。其中特别严重的是蒙古建立了元朝，满洲人建立了今日的清朝，民族有很大变化。日本历史上一次也没有这样的大变动，所以民族性比较纯洁地持续下来了……”(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