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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 子安宣邦亦曾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所以，“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51)。的确，日本人塑造其本民族自我认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中国及中国文化“他者”化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将中国“他者”化并不是这一过程的全部。日本民族主义的建构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会将原属“他者”的内容悄悄地化为“自我”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山鹿素行对原本属于“他者”的中国儒学价值观的处理。 作为一名信奉儒学的武士，生活在17世纪日本的山鹿素行需要同时完成两个看似矛盾的任务：既要引入中国儒学的价值观，又要建构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山鹿并未试图否定近世日本人对儒学的某种抗拒情绪，而是通过创造性的重新解释，淡化其对于引入中国儒学的阻碍。他在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也将儒学“自我”化。而这一操作得以进行的前提，在于其将中国与儒学原理的刻意剥离。山鹿声称，日本虽然没有孕育出儒学，却自古以来就比中国更好地实现了儒学的价值。于是，儒学价值观非但不是中国的专属之物，而且日本甚至拥有先占权。日本学习儒学，不是学习来自外国学问，而是复兴古已有之的传统。立足于儒学普遍价值，高度颂扬古代日本，这构成了山鹿言论的基本特点。其日本中朝主义并非独立于儒学的价值体系，是从属于儒学普遍价值的日本特殊论，日本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事实上(尽管是充满虚构的事实)的特殊性。也正是因此，山鹿并未特别厚诬中国，其贬低中国、抬高日本的言论仅限于为了方便将儒学引入日本。对山鹿而言，“他者”的自我化，成为建构“自我”的必要前提。 到19世纪中期的日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吉田松阴急于解决眼前的危机，并将希望寄托于摆脱儒学，提倡基于日本特殊主义的国体论。对山鹿而言，中国圣人之道=普遍绝对的道＝日本上古神圣之道；对吉田而言，中国圣人之道不再是普遍的道，而是与日本国体即日本之道同格并列的不同的东西。山鹿是在承认中国和日本共通之处的前提下，试图论证日本在事实上更加优越，而吉田则从一开始就试图强调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原理。然而，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这导致了吉田思想中有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其国体论已经开始尝试挣脱儒学，但是儒学价值观依然制约着他的思考，其知识理性和政治目标有着难以统一之处，充分体现了思想转型期的过渡性的特点。尽管如此，吉田毕竟在建构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的方向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山鹿只是在事实的层面上抬高日本，吉田则尝试在“道”的层面上抬高日本。与此相应，在建构甚至虚构中国这个“他者”的方向上，吉田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而山鹿本来主要是批判日本人的慕华思想。 从近世武士道论者的代表山鹿素行，经过幕末过渡时期的吉田松阴，发展到近代武士道论者的代表井上哲次郎，日本武士道论者的儒学观、中国观至此完成了其最终形态。井上作为近代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性论客，无论外来思想，抑或传统思想，都是将其作为一堆零散的部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意取舍组合。儒家普遍主义的丧失，与本民族自利主义的泛滥，使得井上为服务于日本扩张主义的需要而更加肆意地污蔑中国。中国文化这一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然而，通过贬损“他者”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近代日本的“自我”，却在不知不觉间彻底丧失了残存的普遍主义精神，丧失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最后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