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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倪婷，美国明尼苏达圣玛丽大学历史系教授。 与其他历史学科相比，美国妇女史最惊人的特点是它是被史学家长期忽视的一门学科。传统史学家认为只有权力的实施和转移才值得研究。因而在众多的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的著作中，美国妇女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史对权力结构之外的普通老百姓的研究的展开，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妇女史。但它仍是作为家庭史的附庸出现在史学刊物上。本文试图对美国妇女史学史作一综述。重点为20世纪60年代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诸如新社会史、心理史和人种史的发展，如何推动了妇女史在美国的研究。毫无疑问，妇女史学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使性别与阶级和种族一样成为分析社会历史的一个范畴。但是，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日益成熟，史学家逐渐认识到女性经历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姐妹。阶级、种族和宗教的不同导致了美国妇女经历的天壤之别。 一 19世纪末之前，大多数的历史是关于国王、皇帝和总统的历史，或者是关于革命与战争的记载。因为妇女很少参与这些活动，所以她们很少出现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更重要的是，多数史学家并不认为没有妇女参与的历史有什么不对。他们认为多数妇女从事的家政不值得载入历史。1922年，著名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提出重写美国历史以承认美国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①。但是，直到1946年还没有人试图在撰写历史中讨论妇女的作用②。著名史学家玛丽·比尔德在讨论拉尔夫·加布雷尔1940年的《美国民主思想的进程》一书时指出它完全忽略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对加布雷尔来说，美国妇女72年争取选举权的运动（1848—1920）丝毫没有帮助美国民主的发展③。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妇女史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传统妇女史或者是妇女政治史。另一种是基于当代妇女运动和新社会史研究方法互动的新妇女史。传统妇女史研究的多数著作为杰出女性传记。正如传统所见，妇女史属于历史研究的边缘学科。男史学家从未将这些研究视为真正的历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一向不将女性作为研究的主题，也不承认研究妇女的学者是专业史学家。另一方面是由于那些早期研究妇女的史学家也没有找到适合研究女性的方法。他们仍然使用那些政治史学家惯用的传统研究方法和史料，如信件、日记、著名人士的演讲与公告、改革组织的报告和媒体对公众事件的报道。作为社会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仍然停留在描述阶段，无人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另外，史学界传统的政治分期法和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影响了这些史学家。例如，他们对妇女选举权运动，女性废奴主义者和女性进步主义者感兴趣是因为废奴运动、童工立法和第20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他们试图分析美国革命，杰克逊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女性的生活是因为这些政治事件总是被男性史学家认为是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从未考虑女性独特的经历如何改变美国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传统认识。他们也不探讨人口变化，技术革命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与女性角色选择的互动关系。例如，像19世纪20—40年代新英格兰女性人口的流动性与无根性从哪些方面影响了该地区的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和改革运动这样的问题从未引起重视。因为他们仍固守旧社会史的政治倾向和描述方式，所以不认为上述历史事件和因果关系属于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虽然没有人故意将占美国人口多数的妇女划入美国历史的另类，但那些早期妇女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似乎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妇女史的研究好像进入了死胡同。 当然不是所有早期妇女史学家都因循守旧。他们当中的少数人由于更多地受到自己研究女性生活的影响而不知不觉地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研究了不同地域对性别角色的定义如何影响了妇女个性的发展。他们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养育孩子的不同方法和离婚率。安·斯科特的《南方仕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④。斯科特开始研究南方妇女是因为她对为什么美国妇女在获得选举权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已经积极投入政治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是，她逐渐发现，女性参与改革运动并未导致她们积极参与进步运动。与此相反，女性参与改革运动引发了她们对女性角色定位的不满。《南方仕女》的前几章是对角色定位、女性行为和角色冲突的开创性研究。威廉姆·泰勒和克里斯托夫·莱士的《两种亲缘精神》也是一篇介乎新与旧研究方法之间的论述⑤。他们对女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解答了为什么很多妇女参与了19世纪在传统上很重要的文学领域。他们文章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一个感情丰富的19世纪的女性世界。这一发现对我们理解家庭，两性关系以及女性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