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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通过检验过去25年以来的研究发现他们过去过多偏重对于事实的发掘而忽略了对理论的探讨。与人类学、文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相比，史学家根本没有出版重要的妇女史理论。为改变这一状况，一些主要妇女史学家开始转向对理论的研究。在众多的“后主义（postism）”和“结束主义（end of everything）”的理论框架中，最能囊括一切的为后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1990年第1期第3集的《妇女史杂志》专门介绍了后结构主义在当时妇女史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人物传记、法律、环境、种族、社会主义及知识分子研究中的应用。这些成果显示了后结构主义的优势及局限性。后结构主义研究的主要方法为低调处理任何事物中的相反因素，如积极—消极、自我—他人、公共—私有、男人—女人、甚至黑人—白人。后结构主义史学家认为过去强调对相反因素的研究只适用于解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物中的两个相反因素并非总是对立的；它们经常是互相依赖的。于是，一些研究妇女史的后结构主义者开始转向研究不同的女性群体，强调女性内部的不同，而不再注重男女的差异。当后结构主义文学评论的方法被用来在文化背景下解读历史资料时，它即成为新历史主义(42)。 历史学家最初欢迎新历史主义提供的方法和理论的架构，认为它们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史学家可避免陷入本质先于存在论（essentialism）（纯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的永久特征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但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很快注意到新历史主义的缺陷。他们指出为避免本质先于存在论，一些新历史主义者开始过分强调多元男性特征，企图间接否认男权政治的存在。当然过分强调多元男性特征也意味着欣赏女性差异的普遍性以至于完全忽视女性的声音(43)。于是在新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中，过去的男性特权和性别差异常被忽略，这种忽略最终导致他们强调女权主义不应该做为一种清晰连贯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是对美国和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间接攻击。 少数族裔女性学者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更为激烈。她们认为如果新历史主义成为学术精英圈内的主导方法论，它可以最终导致不承认种族主义的存在。她们甚至怀疑接受新历史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实为种族主义者，因为新历史主义使这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强调种族因素就像强调性别因素一样，其结果为过分强调相反因素的不和谐。 1989年夏，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专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人类历史关键的时期已经到来。他称这一时期为历史的结束或后历史。福山引用黑格尔的哲学来论证这一观点。黑格尔认为当人类社会达到最终的理性阶段，国家获得胜利时，历史就会结束。福山根据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敌人已被击败，阶级问题也被成功地解决。现代美国的自由平等完全代表了马克思规划的无阶级社会。当然，后历史学家也承认宗教与民族主义将会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主宰世界的障碍。但他们认为宗教与民族主义只是第三世界的麻烦。因此，西方世界没有必要担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环境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因为当西方自由主义最终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新组织世界时，历史就会结束。从这一点上看，后历史主义者很像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同样认为千禧世界会以自由国家全球化的形式很快降临(44)。 问题是历史的终结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还是因为上千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取代最普遍的关于性别关系的历史综述？或是因为将来没有冲突可写？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一些女权主义者迅速指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并不是宏观分析，而是实证论述。女权主义史学家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转向妇女史的研究并能在短期内出版大量著作，正是因为她们对实证方法训练有素。虽然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都在预测历史的终结，而且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时尚，但它们并不为激进女权主义者所接受。很明显，后结构主义分析引起的政治瘫痪和后历史主义者大言不惭地支持既得利益，鼓吹种族中心论为女权主义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女权主义学者仍然强调女人就是女人，男女差异不能被抹杀。她们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对历史终结的预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旨在用非历史理论来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为捍卫女权主义历史研究和挑战后结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凯瑟琳·贝芮建议女权主义史学家在人物传记的研究中努力填补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研究主体和客观环境中的鸿沟。她拒绝采用男性伟人传记的模式（由男性史学家决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分期如何塑造男性英雄）(45)；格达·勒呢对在妇女研究和教学中如何将女性的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概念化提出具体建议(46)；艾尔尼·戴尔门德和丽萨·库普勒利用环境女权主义的分析重新解释进步主义时期（1880—1914年）的三位女性。她们特别强调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主要依赖科学，而非依靠自然来推动社会改革。但与此同时，科学却被男性用作工具来置女性于自然状态（未受教育的和非理性的）。历史上，所谓客观和理性的男性不仅糟蹋女性的身体，而且还践踏她们的智力(47)。这些著作表明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而且继续显示其活力和多样性。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用女性的观点来分析美国政治和关于女性与公共生活研究的大量出版。凯瑟琳·阿尔高的《客厅政治：华盛顿的女士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城市和一个政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女性在1800—1830年间的沙龙和客厅的非官方政治中占多数，而这种非官方政治是形成1800—1830年美国政治文化中官方政治的不可缺少的一环(48)。南希·考特的《公开誓约：婚姻和国家史》分析了美国管理婚姻的政治机构的变化。她采用从妇女史研究中获得的关于性别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精辟论点对政府管理婚姻和家庭生活重新进行考察，认为美国政府管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历史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49)。或许妇女史日益成为美国史主流的最佳范例为1980年里根当选为总统后大量出版的关于美国早期福利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多数作者为妇女史学家，像柔彬·孟西（Robyn Muncy）、莫里·莱德－泰勒（Molly Ladd- Taylor）、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州安·古德温（Joanne Goodwin）、克丽斯蒂·林丹麦尔（Kristie Lindenmeyer）和桑尼亚·米歇尔（Sonya Michel）。与福利国家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对针对女工的劳工法的研究。艾琳·包瑞斯（Eileen Boris）、凯斯琳·斯克拉（Kathryn Kish Sklar）、兰敦·斯托斯（Landon Storrs）、阿丽丝·凯丝勒－哈利斯（Alice Kessler- Harris）和多罗西·寇博（Dorothy Sue Cobble）是这一领域内有影响的史学家。她们将女工问题延伸到其他领域，诸如法庭和资本的政治强权以及立法机构和工会在政治上的软弱。另外，从女性角度来看待党派政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三本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瑞白卡·爱德华兹的《政党机器中的天使：内战至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党政治中的性别》(50)；由麦勒妮·古斯塔夫森、克丽斯提·米勒和伊丽莎白·派瑞编辑的《既来之，则安之：美国妇女和政治党派，1880—1960》(51)，以及麦勒妮·古斯塔夫森的《妇女和共和党，1854—1924》(52)。这些作者通过比较同样在政治上活跃的男性和女性对美国政治文化史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得益于汗牛充栋的对进步主义时代活跃在各地的女性政治家的研究。伊丽莎白·派瑞的《美女莫斯科维奇》(53) 可谓这些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对纽约市民主党在1900—1930年间的发展提出独到见解。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地方妇女史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妇女史如何重新解释了各州和各个城市的政治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珠蒂斯·麦卡瑟的《塑造新妇女：得克萨斯南部妇女进步主义文化的兴起，1893—1918》，萨拉·道伊赤的《女人和城市：波士顿的两性、空间和权利，1870—1940》，以及盖尔·古莱特的《成为公民：加利福尼亚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880—1911》(54)。如果我们将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地方史和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书籍结合起来，恐怕未来美国政治的学生首先会翻阅妇女史的书籍，因为这些著作在解释美国政治是如何运作和重组时决不会遗漏任何参与者。 20世纪90年代妇女史发展的第三个特点为偏重20世纪的研究，忽视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研究。格达·勒呢对1998—2000年间的720种出版物（290篇文章，150部书，280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其中半数以上的出版物以20世纪为重点，而只有百分之六是对殖民地时期的研究。她以下列警告式问题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难道最近的历史比遥远的过去更重要？难道只有人物传记、文学素材、性别政治在妇女研究中更重要？如果妇女史学家对女性团体、社区及其他女性组织的活动不再感兴趣，我们关于过去和将来社会冲突的知识将如何定位？”(55) 1990年夏季的《高等教育年鉴》发表了题为《妇女史学者担心妇女史失去了共性》的文章。文中指出，女史学家“分裂为不同的阵营”。解构学者和物质主义者互相攻击，统一模式成为无稽之谈(56)。很显然，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完全出乎学术界意料之外。 综上所述，美国妇女史的研究仍然面临着三个挑战。首先，妇女史学家仍然需要不断提出传统史学家不曾提出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将迫使史学家开发新的原始资料，从而可以加深我们对妇女史的理解。其次，妇女史的研究应促使史学家重新考虑历史分期。传统历史分期是由战争、革命或重大的文化与宗教的变革来决定的。这种只适合于男性的历史分期影响了我们对妇女史的理解。一些带给男性自由、平等与经济机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可能给女性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例如，美国革命、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1828—1836年）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医学和法律的专业化都为美国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但它们根本没有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虽然现代化推动了妇女解放，但是不同阶级的女性是在不同的时期内享受现代化的好处的。研究妇女史的最终目的是将其研究成果纳入对美国历史的全面解释之中。只有通过这种全面的综合，史学家才可能写出所有美国人的历史。最后，妇女史的研究应继续向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挑战。人类文明始于基于性别分工的男性和女性的活动。如果人类分工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历史研究应该充分反映这些变化。我们期待的新历史应将传统历史与妇女史加以整合，对各主要历史时期内男性与女性的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只有经过这样详尽的研究，史学家才能找到定义新历史的规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