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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何关于美国妇女史学史的讨论都不应该遗漏对非裔女性的研究。非裔女性与白人妇女的相同之处是大家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但非裔妇女除了遭受性别歧视外还遭受种族歧视。所以她们的历史既不同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也不同于移民女工。黑人女史学家普遍认为，虽然白人女权主义史学家使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一地位的取得是将男权转移到另一领域而不是试图废除这一权利。因此，她们认为19世纪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支持和繁衍种族主义，完全忽视非白人女性。传统上，黑人史学家认为19世纪末的非裔文化可以被概括为布克·T. 华盛顿（BookerT. Washington）和杜泼伊斯（W. E. B. DuBois）的时代。前者的代表作是《从奴隶制上站起来》，而后者的成名作为《黑人的灵魂》。但实际上三位黑人女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黑人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是：安娜·朱丽娅·古柏、艾达·威尔士和宝林·霍布金斯（Pauline Hopkins）。古柏将帝国主义与男权统治结合在一起，重新评价建国之父的神话，认为他们淫秽、贪婪并具有毁灭性。她认为白人对殖民地领土和人的统治如同野兽，强调美国国内的殖民和国外的扩张，国内种族压迫和对外帝国主义实为一体。更确切地说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美国扩张主义是男权政治的最好证明。古柏在其书中详细发展了关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反映了男女不同的行为和控制领域。古柏强调，妇女完全可以接受男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而男人也可以表现出女人的美德。她认为克制男权的最好办法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通过教育，妇女可以帮助形成一个具有同情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社会。古柏对黑人妇女史最大的贡献是将帝国主义与国内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为研究黑人妇女史的学者提供了男权社会如何建立和维持性别与种族歧视的分析。她间接地谴责了白人妇女在维持这一社会中的帮凶作用，因为她们只向将其限于家庭的理论与实践挑战，没有看到这一社会的阶级和等级制度。这就注定了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女权运动具有狭隘性。但是，古柏对未来的变化充满信心，希望看到一个旨在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女权运动(26)。 艾达·威尔士的《南部的恐怖》讨论了私刑如何作为政治和经济压迫的工具。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在洞察政治恐怖、经济压迫和传统的性行为、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上超越威尔士。她将此书献给纽约和布鲁克林的非裔妇女，因为两地妇女组织的俱乐部为她提供了反私刑讲座的机会。同时她的讲座也成了无数黑人妇女俱乐部成立的催化剂(27)。威尔士认为私刑与强奸之间的联系纯系当代现象。因为在四年（1861—1865年）的内战期间，人们从未听说过强奸的罪名。当时南部白人妇女完全在被认为属于野兽一类的黑人控制之下。而内战后南方各州通过的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旨在禁止白人妇女和非裔男人之间的性关系。这样，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被用来保护白人妇女不受非裔男人的强奸，但却没有对黑人妇女提供任何防止白人男性强奸的保护。与此同时，这些法律又为白人男性提供了恐吓非裔男性不要伤害白人妇女贞操的有力武器。威尔士通过研究私刑的统计数字和报告认为，实际上白人妇女经常鼓励非裔男人和她们的性关系。她也认识到南方人成功地劝说北方人相信私刑的必要性。因为南方人坚持说任何对私刑的谴责都是对南方女性困境的视而不见。威尔士的研究显示，虽然黑人强奸白人妇女只占所有关于私刑的案子的三分之一。但是用强奸来证明私刑的必要性却非常有效。私刑是由南部社区和媒体领袖支持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行为。北方人对私刑的让步实际上是对任何黑人男性施加死刑的妥协。强奸罪成为杀人的借口。在这一掩盖对黑人男性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意识形态中媒体充当了同谋。在南部重建（1865—1877年）后，“黑人的选举权已被剥夺，种族隔离已经实现。南方白人现在要通过捍卫白人妇女的荣誉来扼杀黑人的政治参与”(28)。那些不赞成私刑但又保持沉默的人与那些死刑执行者一样在犯罪。威尔士分析了投票权如何体现了男权和公民的意识形态。虽然黑人在内战后得到了选举权，但没有办法保护这一权利。这就是为什么白人杀害黑人易如反掌。剥夺黑人选举权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使黑人保持沉默，而且还将他们置于男权政府之外。威尔士对男权社会的分析比安娜·古柏更为精辟。她特别指出男权政治如何利用性理论来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继续奴役黑人合法化。古柏没有涉及威尔士的中心议题：南部白人利用他们对白人女性身体的控制权来对黑人进行私刑暴力。白人妇女为得到南部白人男性的保护只好接受这一事实，即她们在南部社会的低下地位。她们的利益实际上是和限制自己自由的男权社会的利益一致。 基于这些著名黑人妇女史学家的研究，史学家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采用黑人妇女的观点来撰写美国黑人的历史。格达·勒纳再一次作出开创性贡献。由她主编的论文集《白色美国的黑人女性：一部文献史的发展》不仅包括黑人女性而且还系统地研究了黑人男性(29)。标志非裔妇女史成熟的代表作为1993年出版的《美国的非裔女性：一部历史百科全书》。继此书之后，从非裔女性角度来理解美国史的著作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地方史的研究，例如戈兰达·基尔摩的《性别与黑人》和丽丽安·威廉姆斯的《天堂里的陌生人》(30)。 正如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推动了其他少数族裔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争，黑人妇女史的研究也激发了其他少数族裔史学家发现和撰写少数民族女性历史的热情。亚裔妇女史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匹弗（G. A. Peffer）的《如果他们不把他们的女人带到这里：排华法案前的华裔女性移民》一书详细探讨了禁止华裔女性移民的法律障碍(31)。恩格（Eng）和霍姆（Hom）编辑的《问题与答案：亚裔美国人中的同性恋者》是第一部研究亚裔女同性恋者的出版物(32)。纽约市亚裔服装业女工及其组织工会的斗争为2001年出版的《支撑多半边天：纽约市华裔服装业女工，1848—1892》(33) 一书的主题。其他关于亚裔女性的研究包括几位著名的华裔女性的传记，如安娜·美·王、宋美龄(34)和玛格丽特·程(35)。两本关于日裔女性的著作侧重于夏威夷的助产妇(36) 和尤瑞·寇其雅玛（Yuri Kochiyama）的政治活动(37)；三本关于朝鲜裔女性的著作分别考察了来美的美军士兵朝鲜裔的新娘(38)、基督教如何帮助朝鲜女性移民适应美国文化(39) 和性别与社区活动如何在朝鲜移民的佛教寺庙中互相影响(40)。另一部关于南亚裔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书籍于2002年出版，这些暴力包括身体摧残、性暴力、语言暴力、精神与经济控制(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