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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政策和理论既是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也是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问题。长期以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及其关系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经济大国，其经济政策和理论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性，影响广泛，经历了从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的重大变革。历史实践中，“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交替，构成经济政策变化的“钟摆运动”，反映出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的变化关系，体现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包含经济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政策变革都有从“好日子”到“坏日子”的经过，变革的直接原因都是危机驱动，深层原因多是偏重财富创造而忽视财富分配。兴于经济需要，败在民生问题，是重大教训。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政策变革不免矛盾冲突和矫枉过正，但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概念观点出发，能够相对平稳过渡，没有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的颠覆。 关 键 词：英国 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 市场经济 国家干预 作者简介：吴必康，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经济大国，其经济政策和理论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性，影响广泛，有长期历史实践，至今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这两只手的关系变动。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在英国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这两只手相互矛盾，相互交替，形成一种重要历史现象——经济政策的“钟摆运动”：从注重国家干预之手的重商主义，走向积极推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继而“回归”重视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后是新自由主义重新力推“看不见的手”，18年后又走向欲求两只手平衡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政策和理论的变化犹如钟摆，摆到极限，必然回摆，力图在社会经济的变革与稳定之间调节和平衡。 “在现代，经济失败也就是政治失败。”①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社会政治代价。经济政策绝非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单纯政策，它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政治行为，广泛影响社会政治和民生利益，需综合考虑。因此，西方有一流行之语：“经济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经济学家。”探讨英国经济政策的变革和得失，不乏历史启迪意义。 从重商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 重商主义是英国最早的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体系，后为经济自由主义取代，形成第一次经济政策大变革，开创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各有盛衰的历史。 (一)重商主义盛衰。重商主义产生于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革时代，是与工场手工业和资本原始积累相适应的经济学说和政策。16～18世纪，英国形成了自然经济瓦解、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的历史巨变，重商主义走向全盛。 经济理论是实际利益的思想表达。重商主义学说作为近代英国的早期经济意识形态，反映商业资本利益，论证重商政策，为利用国家干预手段提供思想基础。它以金银货币为财富，认为流通领域是财富源泉，主张国家敛积财富并干预经济活动。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外贸出超，少买多卖，禁止金银输出。晚期重商主义也要求增加货币财富，但鼓励出口和制造业，又称重工主义，因外贸和工场手工业发达，货币的资本作用显现，改变了对金银的简单态度，认为货币要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并增值，外贸不必囿于一时数量，只需有盈余顺差。重商主义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和商业资本的利益，也体现了王朝君主的利益。君主要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在政治上强化王权，抗衡贵族，在经济上充实政府财源，重商主义是他们的经济要求，也是稳固王权的政治手段。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弱小，需王权保护，抗衡外国竞争和争夺市场。重商主义压低国内消费，不顾惜劳动人民贫穷，易于产生社会动荡压力。在这些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和君主权贵互相利用，产生共同利益，导致近代英国“权力与资本”的第一次结盟，形成以王权为主体的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 重商主义及其国家干预是一整套政策体系。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多达250个左右，广泛涉及工农业、工资物价、商业金融、关税和进出口等。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对经济发展有推动和保证作用。②金融政策是禁止金银出口，鼓励进口。贸易政策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还颁布航海条例，规定商品由本国船舶运输，严禁走私和管制价格等。政府逐渐取消地方关税，统一国内市场，维护经济秩序，规范交易行为，包括生产质量标准和规定工资水平，保障廉价劳力供应。政府批准许多特许贸易公司，商人则利用王权进行垄断贸易。简言之，重商主义形成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税政策，敛聚金银和积累资本的金融政策，鼓励生产的工商业政策，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低工资低消费的劳工民生政策的政策体系。这对原始资本积累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促进作用，带来了“好日子”：英国经济开始崛起。 然而，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有弊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经济政策，是其有效之处，也是弊病之处。“当时，几乎所有工商业领域都受制于非常细致的立法控制”以及各行业的“自我管制”③。久之，不利经济发展。尤其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重大问题上，重商主义重创造、轻分配。而此时英国社会已发生变化：一是资产阶级逐渐壮大，要求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权力与资本”的重商主义结盟逐渐破裂，形成本质冲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资产阶级与斯图亚特王朝频发冲突，如权贵巨商有特权利益的贸易垄断，虽经激烈斗争有所改变，但弊病没有根除。从航海条例到苛捐杂税，从繁琐管制到官商勾结，都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二是社会代价沉重，民生艰苦。重商主义认为下层人民拥有财富不是“国富”，“为了给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必须使劳动群众经常处于贫穷地位，这样可以使国内消费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和增加出口竞争力。④不惜民穷求“国富”的政策不利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王权与资本的结盟告终，但辉格党托利党的主要经济政策无实质创新，重商主义依然盛行。“工业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性立法、航海条例和关税束缚。”⑤在国外，重商主义政策时常导致战争。最严重的是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大败，重创经济，危及初兴的工业革命，表明重商主义不利于资本“自由”扩张。重商主义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和原始积累，在完成历史任务后，作用发生相反变化，从“顺应”变为“逆行”，“好日子”逐渐变成“坏日子”。政策不再适应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不再合乎新实践。经济政策的钟摆开始反向运动，从“看得见的手”摆向“看不见的手”。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沉浮。工业革命使英国开创以近代工业为生产力基础的市场经济。产业资本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新主角，关切经济政策，要求有适合工业资本发展的新制度、新理论和新政策。基本指向是能最大限度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政策，并有新理论来论证它们，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才能使财富迅速增长及其发展规律等。 经济自由主义逐渐产生。配第提出尊重经济规律：“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对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⑥1759年，亚当·斯密首次提出有“看不见的手”⑦。1776年他出版的《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峰，认为个人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但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的自身利益使他的选定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⑧“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提高经济效率。这只手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可由私利通达公利，即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保守主义鼻祖伯克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以人性为基础，恒久不变”⑨。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只是保障财产和维护秩序的“守夜人”。自然秩序、理性经济人、经济个人主义、市场自动调节等思想，后由李嘉图等人丰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经济规律事实。 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与重商主义冲突。《国富论》在当时就体现了现实政治冲突。英王乔治三世扩大王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美国独立问题上损害资产阶级和辉格党的利益。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次年，《国富论》出版，公开为美洲人辩护，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矛头所指，不言而喻。英国战败后，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得势，成为主流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两大政党。从此，政党和工业资本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第二次结盟，改政策以资本为主体，重点突出自由。 工业革命时期经济政策的一个特色是“双重政策”：对内推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对外继续重商主义政策。托利党的小皮特是坚信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位首相，他以亚当·斯密学说为思想基础，实行经济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史称“新托利主义”。国内妨碍经济发展的旧政策法规逐渐消除，但在对外贸易中，小皮特等多届政府未革除重商主义，如对粮食等数百种进口物品征收高关税。这种双重经济政策在英国尚未完成工业革命并取得经济优势时，实际作用是发展自己，压制别人。 最后是反谷物法斗争将经济自由主义推向高潮。谷物法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其主旨是限制甚至禁止谷物进口，抬高粮价，有利于土地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工厂主、工人和百姓，经常导致食品暴动，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和执政难题。在各国历史上，粮价从来就不是单纯经济问题，而是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工业资产阶级掀起反谷物法运动，受到贵族地主集团阻拦。1845年发生“土豆饥荒”，民生困难，自由党领袖罗素勋爵痛斥谷物法是“商业萎缩之原因，农业凋敝之祸害，阶级仇恨分裂之根源，人民贫穷、狂热、大量死亡和犯罪之缘由”，“谷物法把整个国家搅动不安”。⑩执政的保守党就此严重分裂，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皮尔首相主张废除谷物法，缓解社会危机；既得利益的贵族地主集团十分愤怒，其首领迪斯累利指责皮尔首相有意摧毁自己的政党，是政治罪行，“不仅是要废除谷物法，而且还要把权力从某个阶级转给另一个阶级——即明显拥有知识和财富的英国制造业阶级”(11)。皮尔首相处境艰难，如维护贵族地主利益，拒废谷物法，社会动乱则难以想象；废除谷物法则能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统治阶级整体权益，但要牺牲自己。皮尔最终决定废除二百年的谷物法，随后黯然辞职。此举缓解了社会危机。1848年欧洲革命时，皮尔说：“许多在1846年高声谴责那些措施(废除谷物法)的人……在1848年4月10日(第三次宪章运动大规模游行日)却公开庆幸：好在有了废除谷物法的预防措施。”(12)不久英国又废除了《航海条例》，大多数商品取消关税。英国成为第一个自由贸易大国，确立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次经济政策变革的背后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至此，经济政策的“钟摆”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带来了“好日子”：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到19世纪末期，经济自由主义登上巅峰，也开始走向极限，国内有市场失灵和社会问题，国外自由贸易政策难以为继，于20世纪初期形成重重危机。在理论方面，自由放任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那里是找不到的；英国是在边沁的作品中才发现了自由放任：“一般的原则是政府不应做也不应试图做任何事，在这些情况中，政府的箴言或口号应是保持沉默”，工农商业对政府的要求是“别挡了我的太阳”。(13)自由放任符合资本利润最大化和限制最小化的要求，认为管事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穆勒提出：“除非有某种巨大的益处，对自由放任的任何背离都必定是一种邪恶。”(14)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弊病逐渐突出。就在1823年“看不见的手”步入佳境时，一位议员发现：“许多存钱加贷款买地的农民，完全被投机买卖毁掉了。许多家庭坠入赤贫，却对那个把他们打翻在地的‘看不见的手’毫无所知。”(15)1825年英国发生首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从此，生产急降、企业破产、投机泡沫、经济混乱等经济现象，加上失业贫困严重和阶级矛盾等社会现象，成为常见的危机景象。19世纪末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英国社会经济进入不稳定时期。“随着资本积累的规模增大，维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得日益艰巨，所遇抵抗也更加组织化……要维持资本积累和阻止利润下降，还要应付来自国家内部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的政治压力，它们威胁着国家的生存和资本的活力。”(16)社会经济日益复杂，市场失灵和社会问题突出，需要公共权力化解。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同样偏重财富创造而忽视分配。阿克顿一针见血地指出：“亚当·斯密只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办法，没有为财富的分配找出办法，因此，他的理论对民主无多大助益。”(17)这一批评直击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要害。 自由放任限制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发展，更不能创造出市场经济稳定发展所需的新型国家干预。“看不见的手”高度发展，却难以实现自我调节，自由放任变成放任自流，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看得见的手”软弱无力，难以控制矛盾。“两只手”严重失衡，社会代价高昂。同时，经济自由主义依赖自由贸易，其实力基础是世界工厂地位。然而这一实力基础开始瓦解。1896年，一位记者发表《德国制造》文章：“看看你们的周围……各位的衣服的布料是德国织的……甚至各位喜欢看的报纸的纸张也是同一个地方产的。”即使烧掉德国制造的包装纸，手拿的拨火棍也是“德国制造”。(18)“德国制造”使自由贸易成为党争激烈的政策难题。经济自由主义的坏日子接连到来，反向的“钟摆运动”又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