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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包括哈耶克的新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重视市场作用和自由企业，要求恢复经济自由主义的正统地位，否定凯恩斯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更强调效率。随着凯恩斯主义陷于困境，新自由主义崛起，保守党得势，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发生第三次大变革。 1979年起，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第三次结盟，重点是“重返”自由经济，即“解放市场和压缩大政府”(33)。保守党十分自信，认为“我国的相对衰落并非必然，我们保守党能够扭转它……这就是恢复自力更生和自信，它们是个人责任和国家成功的基础”(34)。加之美国里根政府推动，新自由主义席卷西方，波及全世界。 撒切尔首相表示：“无论实现目标的道路如何艰难漫长，我们决心要改变根本方向，要有一个崭新起点，不走回头路。我要求的是保守党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国家、国防强大。”(35)她一反保守主义的稳重传统，态势激进，提出必须打破“中央集权，管理、官僚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和“包罗万象的政府措施”(36)。她大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压缩国家干预，打击工会，裁减福利。私有化包括国企、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并推行小股东多而资本少的“大众资本主义”，强化了资本的主导地位。国企大幅减少，大量人员下岗，1991年底只有5家国企，在国民经济比重中无足轻重。同时，改革行政，裁减大批政府雇员。自由化包括废除大批经济管制，开放市场竞争，取消价格、物价和最低工资的管制，特别是鼓励金融自由化，给银行证券业大幅“松绑”，形成了1986年金融业“大爆炸”的突飞猛进形势。由于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公共开支包括福利、教育和科技遭到削减。对企业和富人减税，理由是刺激投资和积极性，以及重新推行自由贸易。撒切尔大刀阔斧地调整国家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改革资本主义，增强资本活力，化解国家干预过度问题，渡过了危机。这在较大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撒切尔三次连任，对于这个“好日子”，保守党认为“英国病”变成了“撒切尔奇迹”。 历史再次相似。新自由主义政策进入高潮，也物极必反。工党思想家吉登斯概括“撒切尔主义”为：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原教旨主义、道德权威主义、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压缩福利和认可不平等、低度生态意识等。(37)新自由主义被批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和利润至上几乎成为其代名词。撒切尔主义遏制国家权力，主张“小政府”，实为摒弃不利资本自由发展的政策，有了“效率”，少了“公平”，出现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新失衡矛盾。不少中下层人民承受改革苦果，付出大量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福利减少等代价，生活压力增大和缺乏安全感，成为社会不满的重大原因。 激进的“撒切尔改革”兴于经济，败在民生。1985年伯明翰等地失业青年暴动，保守党议员也建议：“应是政府多点敏感，多点谦恭，少点傲慢的时候了。”(38)1990年人头税事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撒切尔因三连任得意，忘记一个道理：政府的任何经济行为，都会有社会政治代价。人头税是她最不得人心的政策之一，人头税按人分摊，穷人负担实际高于富人，无力交税者丧失选举权等等。英国人终于愤怒，伦敦发生大规模抗议和流血冲突，反对人头税，口号是“交不起，不愿交”。最终，党内外压力迫使铁娘子撒切尔含泪辞职。继任首相梅杰废除人头税，采取缓和措施，继续执政6年，但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没有变化。随后，政府增税和大举借债等经济问题接踵而至。政策失误还包括金融自由化过度。1992年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投机英镑，迫使英镑贬值。2008年迄今的西方金融大危机，英国损失严重，与当时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1996年发生疯牛病事件，保守党政府掩盖实情十年，事发引起社会恐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97年大选，保守党惨败下台，12年在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告终。 保守党18年的经济政策，成在抑制过度的国家干预，有恢复经济活力之功，败在过度市场自由化和沉重的社会代价，忽视了市场经济也是风险经济。犹如自由放任那样，过度否定国家干预，也就否定了政府控制经济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