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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妇女史研究开始出现转机。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很像美国黑人史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史学家研究自己的历史。但黑人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妇女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下列一些令人兴奋的著述反映了这一变化：格达·勒纳的开拓性研究《仕女与磨房女孩》⑥；凯瑟琳·斯科拉关于凯瑟琳·碧彻的定论性研究⑦；林达·戈登关于19世纪性行为和控制生育的研究⑧；玛丽·贝斯·诺顿使用保皇派要求独立派赔偿财产的记录探讨了殖民地家庭中妇女的家庭事务决定权、经济自主权和自我评价⑨；以及安·道格拉斯·伍德对流行女作家的分析和大卫·皮瓦关于社会纯洁运动中女性成员的讨论⑩。 这些妇女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受到学术和政治两个潮流的推动。从学术上看，美国史学家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试图借助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宽历史学的研究。一些新社会学史学家在推广和改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应用家庭重建方法或资料汇总分析法使家庭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因为学者们从此可以将他们的研究重点从社会名人和公众人物转移到老百姓的家庭世界，包括工人、移民和黑人——甚至于这些群体中的妇女。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开始借用行为科学的分析模式和工具来考察社会结构、社区观念，或者对人类生活周期、家庭、生育与性行为这样一些社会进程进行微观分析。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机构和社会进程也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内。 当然，妇女史和新社会史的影响绝不是单向的。毫无疑问，妇女史扩大了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但是，它也向社会史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尽管社会史强调与女性关联的社会机构与事件，但除少数社会史学家外社会史在整体上仍然忽视对女性的研究。例如：多数社会史学家简单地认为家庭或是由独立的核心家庭成员，即父母与子女组成的一元的社会单位，或是由父与子组成的关心经济生产、财产继承和土地管理的联盟(11)。虽然宗教史学家研究了男神学家和由男性领导的宗教组织，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7世纪开始妇女就已占教会成员的多数，不论她们是宗教复兴运动中的皈依者，还是教会的志愿者。这样，宗教史学家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和心理的现实，即男牧师总是在以女性占多数的教会传教或者与多数女教会成员一道工作。他们也没有研究为什么在19世纪有人认为耶稣是充满爱心的母性上帝(12)。女性的教育改革为19世纪教育改革的主要创新这一事实也被社会史学家忽视了。与此同时，研究儿童教育的学者也没有探讨性别的不同在幼儿教育和社交方面引起的差异(13)。 从政治上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保证史学家用女性的观点来研究妇女史。推动妇女史研究中引进女性观点的政治动力来自于女权运动的复兴。1963年出版的贝迪·菲利丹的《女性的奥妙》一书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妇女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人渴望幸福和平静的家庭生活，多数中产阶级妇女只想做一名称职的家庭主妇。这样，50年代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丈夫在外工作挣钱养家，妻子为全职主妇。他们通常住在郊区的迅速批量建成的别墅中。贝迪·菲利丹通过采访大量的家庭主妇，认识到她们并不愉快。虽然媒体告诉这些家庭主妇，她们是世界妇女嫉妒的对象，因为她们不用上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菲利丹将美国的城郊别墅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很多大学毕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被困在“集中营”内，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因而感觉生活不愉快。但她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菲利丹称她们的问题为“没有名称的问题”。她将自己的访谈结果著书出版，从而使大批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认识到她们生活不愉快的原因。菲利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走向社会和参加工作(14)。此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复兴而且也使妇女史学家认识到在研究中引进女性观点的重要性(15)。 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日臻成熟，史学家内部围绕着方法论和研究重点的分歧也日渐突出。毫无疑问，最明显的分歧存在于研究女性工人和少数族裔女性的史学家与研究中产阶级女性的史学家。工业革命、家庭的局限性和性革命对这些不同的女性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于是史学家们不得不对不同阶级的女性提出不同的问题并试图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女工的学者如同研究工人阶级家庭史的专家一样，他们必须依赖人口资料。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对很多无名家庭和普通妇女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积累性的统计分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再现这些妇女生活的基本轮廓，男女性别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在该族群内部的比例，女性在幼儿期、青春期、生育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他们的婚龄和子女的数目，何时以及如何寡居，未婚女工的比例。这些事实必须与女性工人的经济史联系在一起：她是否工作？何时开始工作？在何种程度上婚姻、怀孕或做母亲影响了她的工作机会？她的工作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在家中工作还是被雇为女佣，是在工厂工作还是为季节性的农业雇工？与她丈夫、父亲或兄弟相比，她的技术水平如何？她是一家之主吗？她在工作中有晋升的机会吗？ 正如塔玛拉·海尔文所指出，得到这类资料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工作量极大的研究来重建过去的家庭。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史学家常用这种方法来重建较小的和较为稳定的17—18世纪的新英格兰城镇以及一些19—20世纪的少数族裔或黑人的家庭(16)。弗吉尼亚·麦克劳福林关于意大利裔美籍妇女的研究和伊丽莎白·普莱克关于内战后黑人家庭的研究显示了在家庭的价值观、义务观和传统的行为模式与工厂和城市的压力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17)。家庭结构和女性的作用并不是互相依赖的变量，而是两种独立的因素。这两种独立的因素形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结构；而不同家庭的实践又是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反应。例如，波兰家庭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未婚女儿送进工厂和富人家做女佣(18)；意大利家庭为了使他们的女儿避免这样的命运则中止了儿子的学业；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不鼓励女儿结婚，为的是让她们继续为家庭挣钱。这样当她们的母亲过了生育年龄就可以从工厂退休(19)。 塔玛拉·海尔文的《女性的时间、家庭的时间和工业的时间》一文是将妇女的就业模式与较广泛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最成熟的研究之一。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社区的社会和职业结构、工业技术，以及少数族裔的价值观和义务观(20)。海尔文娴熟地运用了人口资料、公司档案、口述史访谈录与照片重建了法裔加拿大移民女工基于家庭需要和社区需要的生活模式。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回答就业对于妇女本身及其亲属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海尔文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新英格兰纺织厂的需要与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的需要恰巧一致。这些家庭通过他们广泛的亲属关系为工厂招募了新工人，为子女进入工厂做好了准备，改善了城镇的社会服务机构，为已婚妇女提供了托儿服务。因为这些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为公司作了许多事情，他们自然期待公司考虑他们的利益，比如允许女工享受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生育期间可以暂时离开工作。但是，女工的工资总是低于男工，而且没有晋升机会。她们的就业被认为是对丈夫、父亲和兄弟薪水的补充(21)。的确，男工和他们的妻子都不认为女工对家庭经济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当妇女只是照顾租房者或只承担一些季节性的工作。正如诺顿在其研究殖民地时期农妇的文章中指出，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并没有为她们在家中争得更多的权利和自治(22)。 对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则与对工人阶级女性的研究完全不同。正如内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所指出，中产阶级女性是“被诅咒的小文人”。她们留下的通信、日记记载了她们丰富的感情世界和一生的行为。这些资料为分析中产阶级女性的感情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中产阶级史学家能够创建比研究劳动女工更为复杂的分析模式。这些模式侧重于外部经济世界与私人感情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互动。它们包含三个不同的因素：基本的经济与人口的架构，社会对女性行为和人格的规范以及女性本身的行为和感情。为使这些因素在任何研究中成为一体，史学家将行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改造以适应历史研究的需要。卡尔·斯密斯－罗森伯格建议史学家借用人种史与心理史的分析模式来研究中产阶级女性的情感生活(23)。人种史的研究方法直接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它是关于社会结构，权力和责任的学问，也是研究信仰制度、社会化进程与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科学。它特别注意个人与社会机构、诸如家庭、宗教、学校、生产系统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心理史是研究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如何影响个性的发展、情感生活和心理防卫。虽然心理史最初主要受到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史学家逐渐为新的心理模式所吸引，如自我心理学，团体动力与个人目标的关系。 人种史关于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围绕着女性的生活周期，即青春期、恋爱期、婚姻期、怀孕期、生育期、育儿期、老年期、服丧期和死亡期。这样的研究可以清楚地解释中产阶级女性在各个时期的行为，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女经历和观点的不同。人种史也研究女性之间（母亲、女儿、姐妹、祖母、婶母、舅妈、侄女、朋友）的关系，然后比较女性与父亲、兄弟、恋人、丈夫和儿子的关系。它还研究女性如何完成从未婚过渡到婚嫁的转变。当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结婚。关于未婚女人，女青少年和成年未婚女性生活的知识也是我们理解女性角色选择的关键，这样人们可以不认为那些不遵循正常周期的女性为不正常。人种史的研究基于妇女每日的活动和责任，如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与丈夫分享家务劳动的次数以及家庭成员的组合。这种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分别解释已婚和未婚中产阶级女性的行为模式，例如，结婚的年龄，寡居和二次婚姻的次数，迁移模式，家庭的大小和结构，就业与教育经历，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以及她们日记和信件中反映的实际行为。毫无疑问，家庭和妇女生活在社会文化中。所有社会文化只接受它所定义的女性的作用和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即使那些拒绝遵循社会规范的女性也不能完全逃避它们，因为这些规范已成为社会衡量个人的标准(24)。 19世纪中产阶级女性的通信和日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妇女生活的质量。这些珍贵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她们对亲戚朋友死亡的悲伤以及对个人挫折和失望的愤怒。史学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女性的情绪低沉，回避现实和消极抵抗。妇女的信件和日记也告诉我们迁移对女性的影响：打破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圈子，寂寞和孤独，丈夫和妻子由此而产生的新关系。但人种史本身并没有为历史学家提供足够的工具来分析女性经历的质量。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将人种史的结构取向，心理学的分析架构和下意识结合起来考察美国女性的情感世界。这种新方法与社会史互动的最佳例证是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性行为的分析(25)。几乎没有什么人类感情比性需要和性感情更为基本和广泛。人类性行为从来都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对性行为的分析使史学家能够考察性标准、价值、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个性之间的关系。这样史学家可以再一次探查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