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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化之路上的主体意识与社会认同 然而,直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建立,档案工作者联合会也没有给档案工作带来大发展｡可以说,直到 20 世纪美国才开始重视对档案的系统管理｡在建立国家性质的档案馆上,美国不但与欧洲国家无法比肩,甚至与其自视为“后院”的拉美国家也无法相较｡美国历史上有数次建立国家档案馆的提议,却屡遭忽视｡1912 年,塔夫脱总统再次向国会提议要建立一个管理联邦政府档案的机构,也因一战而被束之高阁｡直到 1926 年,国会才同意拨款在华盛顿特区修建国家档案大楼,而此建筑由胡佛总统主持奠基仪式并正式开工也已经是1933 年的事情了｡ 对于美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人”来说,由国家档案馆的建立所带来的发展前景和生机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在罗斯福总统于 1935 年 6 月 19 日签署《国家档案法》中,国家档案馆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这使美国的国家档案工作得以真正步入正轨｡国家档案馆逐步成为了全美档案工作者接受培训或是政策制定的中心,甚至成为了档案人心中的一面旗帜｡“档案人 ”在国家档案 馆 建 成 后 , 付 出 了 艰 苦 的 努 力——将 近1360000 立方英尺的旧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和编目,“档案人”的勤奋成就了美国最大的档案中心的同时,也使这些档案人对自我价值产生了认同,催生了档案人主体意识的形成｡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档案馆的建立预示着档案群体新时代的到来”｡[4]进而,提升了档案人的工作价值,造就了档案人的新社会形象｡当美国民众获悉国家档案馆保存着美国立国以来许多历史价值极高的档案资料,甚至美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 史 的 伟 大 见 证—— 独 立 宣 言》《美 国 宪 法》《权利法案》的原件也位列其中,他们对这个档案群体的认同是无法言表的｡ 相比之下,档案学的专业化之路走得远比国家档案馆的建设更为艰辛｡档案领域的精英对历史专业化道路给档案发展带来的机遇了然于心,也不免对历史学会之于档案工作的强大作用力心怀忧虑,促使其更关注自己的群体和专业发展,推动档案专业化成为一种发展方向｡档案人的忧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诚然,美国档案学的专业化受到很多有利因素的推动,包括国家支持建立国家档案馆,以及来自美国历史协会的外力推动促使档案群体的产生,但是这也给档案学的专业化带来了羁绊｡尽管国家档案馆力图排除历史协会的控制,但依旧无法回避与历史协会的特殊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员的来源上,档案界领袖人物出身美国历史协会,具备较为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底,很难从自己的研究惯性中分离出来｡国家档案馆吸纳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多是在 30 年代经济危机中,无法抵御大萧条冲击的历史学者和图书馆从业者｡第二,表现在工作标准规范上,档案工作需要从业者具备宏大的史观､细致的史识､毫不偏私的精神､秉笔直书的史德等众多史家应具备的技艺和修养｡然而档案作为一个不同于历史的领域,应该在借用历史规范的同时,形成档案自身的整套技艺和规范,这一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众多档案专家所认同,但是在档案专业化之路的早期,档案人还不免为历史所困｡档案人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提升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档案与历史的分与合｡心怀危机意识的档案工作者开始希望脱离美国历史协会,另起炉灶,成立专门性的组织｡ 在档案精英看来,建立一个与历史分离的专门性组织是实现档案学专业化的重要先决条件｡与历史协会分离,以国家档案馆为旗帜,可以说是档案人实践主体意识的有效尝试,不断有呼声提倡“有自己独特的工作特征标识,建立一个自主自治的专业组织”;[5]呼吁“各地档案工作者唯国家档案馆马首是瞻,由国家档案馆制定教育和训练的标准,提供档案工作信息”;[6]要求“由独立的协会负责制定教育和培训的标准”｡[7]其实,从主体意识层面看,建立一个专门性的协会也是形成档案领域主体意识的有利因素｡当然整个群体的主体意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需要有专门性的组织来推动这个艰难的蜕变过程｡ 在这样背景下,1936 年 12 月,以档案工作者为主体的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SAA) 诞生,成功地脱离了美国历史协会,定期召开年会,出版通讯刊物 《美国档案工作》｡更让档案人欢欣鼓舞的是,这个协会以“实现美国档案学的专业化”为主旨｡可以说这个协会既是档案人主体意识催生的产物,又是档案群体形成主体意识的助推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