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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承认工会合法性的法律对工会的活动领域作了严格限定：仅限于“研讨和保卫工业、商业和农业等经济利益”[1]，完全禁止其涉足政治领域。革命工会运动曾将工会视为“今日的抵抗组织”，而在革命变迁到来的时刻，它将通过总罢工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随后它又成为从胜利中诞生的非国家的社会细胞，这种革命工会运动是对工会及其机构的自由主义道路的一种逆向回应。这个被称为泛工会主义的变革计划撇开了政党、议会政治和国家。于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之处理被简化为这一带有双重目标的途径。实际上，工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在议会和市政层面上特别复杂，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至少，法国总工会(CGT)总书记莱昂?茹奥(Leon Jouhaux)在大战刚结束时坚持的“涉足国家事务的政策”，与20年代非常鲜明的自由主义的复兴是相抵触的。工会运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界定，需要30年代的危机、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危机以及法国式的社会国家的构建。这种重新界定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峻形势到来之前一直占支配地位，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种关系。 在30年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前，法国的工会动员呈现出碎化的特征。几乎总带有部门特征的运动只能以特别的方式形成整体运动，如为争取或反对某项法律而质询政治当局、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英式星期制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反对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的斗争。在30年代危机岁月里，国家的权限领域在扩张，接着又是社会国家的确立，这些情况对工会运动及其与政治关系的影响尤其大。它们赋予工会的特征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特征还确保了工会作为政治中的一个主要的非制度性参与者的角色，工会在包括政治动员在内的各种动员中就承担了这种角色。 一、重塑政治(1934—1947) 20世纪20年代，法国共产党和统一劳动联合会(CGTU，接近于法共)信奉这样一种理论：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带入一场总危机，届时“大生产资料的合理化”必然到来，这正是他们深信已近在眼前的革命的序曲。但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让这种分析陷入尴尬。罢工运动在20年代陷入低潮，此时更加组织不起来，反危机的运动及其效果到1934年初几乎毫无成效。除了极为稀少的罢工和个别的失业者行动，1932年之后的社会动员大多来自非工人的群众组织，并且牢牢站在政治棋盘的右翼(如老兵、农民和纳税人)。动员的规模和性质的转变，要等到1934年2月6日巴黎极右翼团体的游行，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行动的展开。从此时到1946年，工人政党和工会联盟的一线社会活动者将涉足反法西斯运动，其中包括反极右翼团体的斗争、从西班牙内战到解放运动之间的反纳粹斗争，以及1940年之后反维希政权的斗争。在1934年到1946年之间，这场运动的基础和轮廓都经历了重组，由此产生了对政治领域及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它一开始就是一场社会运动的文化和规范调节文化的双重革命，二者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2]。 2月6日之后不久，正是莱昂?茹奥领导的改革派法国总工会(CGT)发起了反击行动。法国总工会号召举行24小时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这还是第一次。法国总工会在声明中说：“现在不是争论目前的体制是否合适、是否符合我们情感上的应然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愿意将民主与民主的偷窃者及其帮凶混为一谈。我们希望维护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曾与我们的英雄祖先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自由便不值得生活。正是为了表明这一不可撼动的意志，所有劳动者都应于2月12日停止工作。应该表明，面对以独裁取代民主的企图，人民的力量绝不会缄口不语、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法国总工会就把民主定义为民众运动的成果，应该将民主保持下去。对于现存制度受到的攻击，率先发起政治反击的竟然是工会，这本身就是政治制度危机的一个征象。至少法国总工会几乎是立刻与社会党联合了起来，这是基于对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同分析，此后它又基于另外的理由而与共产党和统一劳工联合会(CGTU)联合。 法国总工会或更普遍意义上的各大工会的决定性作用，还表现在2月12日游行的基础和规模与游行之坚定性的紧密关联中[3]。虽然政党不久重新掌握主动(1934年7月共产党与社会党的联合行动条约)，但这并不否认如下事实：工会组织仍是持续的反议会极右派运动中的主要角色，此后的反通货紧缩政策后果的运动同样如此，这场运动于1935年7月14日达到高潮。此刻实现的“共和国与劳动的和解”认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阶级文化与共和文化的共生状态，这是人民阵线文化的构成部分，后者与社会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文化在1936年1月通过的人民联合纲领中得到确认。“不惜一切代价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现实需要，首先意味着这一纲领是与政治举措相配合的，尽管“面包、和平、自由”的口号表明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这一需要同样与“经济诉求”相呼应(这几年是社会要求被纳入考量的时候)。经济诉求被仔细限定在可以立刻实现的范围之内，而且这明显表现为法国总工会和统一劳工联合会的经济要求。为选举而缔结的纲领自然应得到相关政党的批准，包括共产党、社会党，还有激进党。但还需得到法国总工会、统一劳工联合会和上百个团体的批准，其中就有人权联盟和新涌现出来的各种反法西斯战斗委员会，这种情况表明，社会运动当时与议会政治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 人民阵线在执掌政府之前还只是一场社会运动，这一点对它后来的政治经历并非没有影响。这场运动在选举获胜之后还延续了好几周，但性质改变了。工会对经济危机后果的反应，到此时为止仍几乎完全是国家公务员和职员的行动(这些人受通货紧缩之苦)，但此时的反应扩展到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罢工和占领车间的行动开始于5月底，6月全面展开。在国家的仲裁下，法国总工会和法国雇主联合会签订的马提尼翁协定终于让这些行动告停，该协定许诺提高工资，设立车间代表，确立了有关集体协定的新法律原则：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和集体协定等原则，不久这些谈判在各个层次展开。 1936年9月，已担任政府首脑的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宣称，“如果我们完全掌握局势，也许相同的措施会以另外的程序……另外的节奏展开”，这样的说法指出，罢工突出了一些优先问题。但罢工的效应还不仅限于此。6月，莱昂?茹奥在与美国电台的一次谈话中声称，罢工不是反叛，罢工者的要求就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要求，罗斯福总统刚刚满足了这些要求。不过，这一并不缺乏根据的论点至少忽视了一个重大差异。在法国，这场空前的运动是1936年各项成就的源头，但这些成就在某些方面与“新政”框架内采纳的措施并不相同；这场运动是把“改革”视作“争取来的成就”，这适合于长期植根于集体意识中的“靠斗争取得成就”的意识。全国层次和车间内部力量关系的改变，有助于理解雇主对于新政的反击更加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且采用另外的方式[4]。 30年代危机的政治方面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它影响着针对日益复杂的对象目标的运动。从1938年起，重新界定过的政治优先以及和平主义一开始并不利于运动的展开。11月30日罢工的失败、奇怪的战争及随后的溃败和维希政权的建立，都在无情地鞭笞着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苏德条约签订后，共产党及与之亲近的组织被解散，其活跃分子受到追究。接着，维希政权禁止罢工和示威，随后解散了所有工会组织。为反对维希和占领者，人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的跨党派联盟，它的活动不同于抵抗运动，而工人组织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使得社会运动分子可以重新考量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应在解放后的法国占有一席之地。1944年3月起草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纲领将建立“真正的经济社会民主”设定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应首先进行结构改革，首当其冲的是重启1936年被摈弃的国有化，建立企业委员会、设立社会保险。像1936年一样(但方式不同)，这些内容深受重新界定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运动所认可的力量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隐约体现在签字者的属性中：各党派的政治光谱图在扩大，从人民民主党(MRP)到民主联盟和共和联盟，从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到各抵抗运动[5]。新关系还一度以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式延续下去：生产战役(bataille de produciton)就是如此。 民主国家与重大危机时刻为保卫和拯救民主而展开的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起源于一场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群众运动和政府——或曰民族主权之合法表现——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各种表达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国家纪念活动借鉴了民众示威的方式，而五一节游行的某些特征，此前仅为主权宣示活动所专有。在解放后不久，三党制中的各派势力的游行，同样试图融入主权庆祝活动中。社会活动者在政治领域内活动的方式同样发生了变化。1934—1938年之间，与政治庆典结合在一起的左翼示威和罢工以及1936年后的右翼运动，都在呈指数增加的趋势，这有助于重新界定政治模式。妇女、青年(13岁就可以工作，但到21岁才有投票权)、外国人，所有这些排除在普选权之外的人，都得益于这些进入政治领域的新途径，尽管西班牙内战和抵抗运动使得这些途径变得错综复杂、枝蔓丛生。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形式与非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在解放之后开始倒转。由于工会领导人在抵抗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作为各省或地方解放委员会的领袖，在各省联合会的支持下，于1945年之后的市政选举中纷纷当选为市长。另一些人则在社会保险储金会、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中担任重要职务。1950年2月有关集体协定的法律将“占领期间的爱国立场”与一些工会代表权标准挂钩，于是便认可了危机之后出现的动员文化、政治重组以及诞生于复杂重组之中的社会国家之间的新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