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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对象目标的政治(1947—1958) 直到1946年，社会运动都有助于修正现实运作的政治。冷战开始之后的十余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重构了社会运动，并使其发生变形。1934—1946年为捍卫和改造民主而进行斗争的政治本质，可以使得受不同策略激发、性质各异的组织融入一些可使它们采取统一步调的运动之中。随着冷战的开始和发展，重建社会与政治之关系以及表达这些关系的各种组织之关系的尝试，涂上了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意志主义策略。莱昂?布鲁姆呼吁一种法国式的工党运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召唤“民族的活跃力量”，重返政坛的戴高乐将军则希望在他的参与政策中看到工会运动的身影。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成果。这些尝试的失败使得第三力量中的各派势力及后来的戴高乐将军无法将工会转化为适合其需要的接力棒。不过，反对进行此类尝试的人甚至更好地巩固或曰重构了社会运动与政治领域之间的某些关系。不过，由于冷战的逻辑，或由于其派别性质，这类反对者注定陷于孤立[6]。 “共产主义大同盟”(Jacques Ion)的存在表明，共产党、法国总工会及其“群众组织”之间有牢固的联系，动员起来反对某些立法法案的社会活动者也试图赋予自己某种特别的行业代表性质(如独立的农民派别、布热德派)。 1947年，工会运动由于分裂而加剧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运动就此消失。例如，1947—1950年之间主要波及采矿业的大罢工，1953年8月的公职部门罢工、葡萄农抗议和布热德运动。但这些现象发生后，通常都局限于当地。各省和巴黎出现的各种斗争的异质性，是当时的社会运动正在失去全国性特征的一个反映。但在1950—1962年之间，罢工、罢工参与者及罢工天数的整体数字是下行的。 1953年7月14日，共产主义大同盟的成员组织了一次游行，这是解放以来的传统，这次游行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MNA)在巴黎也举行了一次游行，招致警察的干涉，结果导致7名游行者死亡，其中有6名阿尔及利亚人。1936年到1946年之间，民族主权的宣示和人民主权的宣示被混为一谈。1953年7月14日事件成为巴黎禁止一切群众游行的借口，该禁令一直维持到1968年(只有1966—1967年的跨工会游行例外)，这表明群众运动和国家行动已经脱钩，而这一脱钩在1947年就已开始。政治领域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对象目标，它与后者的关系受到损害，因局势而定的色彩更重了。共产主义大同盟(法国总工会是其成员之一)介入了“保卫和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政治斗争，1958年之前，它还反对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军事动员，并参与时而由法国总工会(或其下属的某个工会：如与印度支那事务有关的码头工人)发起的、可能诉诸政治性罢工的行动，时而参与由和平运动倡导的活动。政治舞台上的工会运动，并不缺少从1947年分裂中产生的工人力量总工会(CGT-FO)的身影。这一工会将工会独立(于政治)作为一个组织原则，并率先号召举行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的示威，而苏联的行动当时得到众多政治组织的支持。 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非共产党左翼发生危机，危机于1956年开始加剧；在此期间，各大工会找回了从前的首要地位，尤其是在反击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的斗争中，这些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如果不是完全同步的话。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新的“2月12日”来回击新的“1934年2月6日”。1958年5月和9月，法国总工会、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和工人力量号召举行罢工，但由于缺少统一，罢工时间不完全一致；有的时候，罢工是为了支持示威活动。工会的优先地位并不排斥其他组织的创举，如和平运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长期坚持，尤其是在发起反对秘密军组织(OAS)的运动中(如1961年4月反对将军们政变的一小时罢工)。在这些年中，1947年分裂之后选择自治的全国教育联盟扮演了某种枢纽作用(对它而言，有时这是默认或公开的)，这种角色得益于它在职业和思想领域内的中间立场。 1947—1962年之间的阶层或政治运动，至少既没有发展成一场全面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导致当时政策的明显调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