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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论有无策略都在从事政治活动(1963—1973)？ 1958年的宪法赋予了这个国家强有力的行政权，这就使得法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自解放以来确立的调节工具，以适应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后的贸易自由化要求。国家职能领域的扩大、经济社会变革的幅度，都影响了社会运动及其基础、它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今后应该理解为经济社会政策；这一局面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1963年的矿工罢工是新政权必须面对的第一场重大社会冲突，这次罢工是在回应对老工业基地产生深刻影响的能源和工业政策。这次罢工揭示出当局威权主义倾向的增长，它对罢工者进行司法调查，随后又规定，公共部门若要罢工须先行通知。随后的社会运动集中于就业不景气的地区，以及受正在进行的结构重组的直接打击最严重的农业部门。这些运动有时局限于某些企业，但经常和商人、教育群体、竞选中的当选者，甚至宗教代表联合起来。第五个计划的方针旨在加速权力的集中和个人化，与此不同的是，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CFTC)于1964年实行了去宗教化，1966年2月，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从去宗教化中诞生[7]与法国总工会缔结的协定则认可了各种拥有共同目标的运动之间日益增强的同质性][8]。1966年3月到1967年5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与国民教育联合会(FEN)联合，有时也与工人力量(FO)联合，组织了好几次跨行业罢工和示威日活动，目标是与资方政策斗争，但也反对经济计划的方针以及1967年首次削减社会保险的法令。这些在新词义中被理解为政治活动的行动日具有一种独特性质，它与任何政治组织行为都没有联系，这是应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明确要求。后者与法国总工会的联合协定实际上并不排除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分歧，这个问题就是社会运动应与政治维持何种关系。法国总工会坚持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包括个人权力的废除、经济封建制的解体，然后批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它继承自人民阵线的战略，以变革为己任。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对政党持普遍的怀疑态度，但它自身因为政治领域内的策略实施问题而发生分裂。1968年之前，主张采取“共同战略”的人占多数，他们呼吁考虑现代经济的要求，并将优先斗争目标层级化为一个“反计划”，后者被提交给当时的政治左派(起初不包括共产党人)。这项计划主要规划了一些结构改革，计划在选举胜利后扩大工会权利，作为交换，届时亦应签署一项保证工资自律的契约。坚持自主战略的一派指出，与共同战略的内在融合会招致风险，他们反驳说，强大群众运动能导致“经济强制”的削弱。还有一小部分人主张工人自主管理[9]。从1967年第二季度开始，与各政党的关系成为各大工会之间发生分歧的一个催化剂(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正在此时，发生了1968年5—6月的事件。 5月初在拉丁区发生的事件，并不在通常的运动范围之内，它是大学生的运动。法国大学生全国联盟(UNEF)呼吁在5月13日举行罢工，各工会组织对此积极响应:包括高等学校联盟(UGE)、全国高校教师工会(SNESUP)、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和国民教育联合会，此后它们便采取了主动。工人力量则响应另外的号召。这次示威是政治性的，它针对的是国家首脑，因为它谴责的是警察国家种种行径，要求“由人民进行有利于人民的经济制度改革”。“十年已经够了”[10]、“纪念日好，我的将军”等口号响彻全法国，它们的指控更具个人色彩。但是，一个共同目标的存在还不足以保证一场联合运动的出现，因为，即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各派与政治的关系都是互相矛盾的。法国总工会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个人权威的运动”，它呼吁“以人民政府来取代当前的政权，前者应以当前政治的所有受害者的联合与共同行动为依靠”。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则认为，这是一场“表达由人民进行经济制度改革之意愿的游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一份极具自由主义和个人化色彩的文件，它主张“以工人自治为基础构建民主结构，取代工业和行政君主制”。罢工的广泛展开是推进各种战略的最好机会。法国总工会认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尽管不一样，但应该相互促进，它估计当时的运动会有助于各左翼政党批准组建政府的共同纲领，因此它在组织大罢工时，是将罢工理解为一种政治战略的基础，但究竟采取何种战略，它还没有下定决心。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估计有所不同，它认为这次罢工会开启工人自治的新境界，它一直在要求这个并已经参与实施。不同的理解使得罢工在政治维度上出现了目标共存的现象，一些少数派(工人力量)认为这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提出诉求的罢工，或起义性质的罢工(一些极左派别)[11]。 随着运动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运动的性质也变得日趋复杂，不过政治方面的叛乱者在逐渐淡出。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反对派的政治组织而言都是如此。左派政党支持5月13日的罢工，但没有以罢工组织者的面目出现，而它们的介入也仅限于议会质询。从目标而言，运动是政治性的，它的负责人几乎完全是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社会活动者，但主要是工会组织，此时各左派政党反复表达它们的支持立场。 1936年和1944年，危机曾导致政治模式、政治活动者及其面貌的重构。但1968年有所不同，这次危机揭示了60年代初以来政治领域和社会运动之间前所未有的新关系，危机中诞生了新的行动模式，但行动归根结底仍受30年代危机期间形成的组织和政党—工会关系的引导，这些组织和这种关系，后来又在解放运动期间得到暂时的巩固，除了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建立，其间没有任何大的变动。政治行动被缩减至议会领域，领导集体运动被归结为工会、委员会或各种联合会的政治目标：所有这些都表明现状中产生的不足之处。作为新政权和正在发生的新关系的同代人，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比其他组织更具开放性。它认为，现存体制的危机不能在传统的议会力量中找到解决方案，并认为法国共产党—民主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PC-FGDS)的组合无法接纳危机中出现的“新力量”也无力回应它们的追求，当政治接力者的问题提出来时，这个组合就仍然受制于这一矛盾。 从5月24日开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开始回归，当天戴高乐将军宣布将举行全民公决。这一尝试的失败加速了各种替代性方案的出台，从5月25日到30日，先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接着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然后是共产党和戴高乐将军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在巴黎，统一社会党(PSU)联合法国大学生全国联盟(UNEF)和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一派召开了一次会议，5月29日的游行复活了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PCF-CGT)轴心，这个轴心自1966年后就消失了，为的是促进排除政党与工会大联盟的形成，这些现象都表明，某些政治回应方案试图植根于社会运动之中。 左派各种战略的中和产生的最佳效应是促使各大工会走上谈判道路，谈判是在劳工部举行的，但结果却是失败。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强有力的集体运动与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竟然第一次向右转，并与国家首脑达成一致，这有利于走出危机。第五共和国的体制让国家首脑易于显露自我，以至于成为社会运动的众矢之的，但这一体制也赋予其制服这场运动的手段，如果是在第四共和国，这一运动很可能会占据上风。5月30日，巴黎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游行有点重演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重返首都盛大场景的味道，借助于这场游行，戴高乐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按法定条件举行选举。1934—1946年的结局是使得社会运动将阶级文化与共和文化融入自身，但1968年则是一场导致解体的运动。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援引1871年(“学生公社”)或1936年6月的罢工，而将抵抗运动，因此也将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文化交给了戴高乐将军。这种断裂和要求的相异性体现在罢工和选举的时间选择上(有利于选举)，结果是有利于多数派在6月选举中的胜利，这一经历对很多人来说都难以理解[12]。 在1968年到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大选的十余年间，出现了各种重构社会运动与政治之关系以及重新定义政治的努力。1972年通过的共同执政纲领，共产党和弗朗索瓦?密特朗采用的不同做法[13]，以及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倡导的自治战略，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新社会运动”崭露头角并不意味着工会运动不再具有强有力的位置、罢工运动不再有较高的水准。它们的衰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84年的转折则加速了这一衰落，这一转折也意味着法国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