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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智秩序与城邦秩序 在会饮的贵族友人圈子中，“美名”及其固有的对“德性”的追求已无法抑制对财富的过度贪婪，而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贪婪”与“暴戾”业已泛滥。若要扭转“不义的心智”，首先需要一种更有力的遏止力量来惩戒“不义的行为”，此即“正义”(Dikē)的力量。《致城邦》在叙述“民众的领袖”所行的不义之后，转而刻画正义女神的降临： 他们不再守卫正义女神的庄严础石(serena Dikēs themethla)； 她虽缄默不语，却见证了正在和业已发生之事， 有朝一日定会降临，施以惩罚。 如今这无法逃避的创伤正向整个城邦袭来 城邦即刻便处于悲惨的奴役之中， 它唤醒内部的纷争和沉睡的战争 摧毁无数风华正茂的青年。 因为在不义之人的阴谋里，我们挚爱的城邦 正被自己的敌人消耗得精疲力竭。 这些罪恶在民众那里泛滥成灾， 而众多的贫民只得背井离乡 被绑上可耻的脚镣遭到贩卖。 …… 于是，公共的罪恶造访每人的私宅 庭院的大门不愿再将其拒之门外， 它越过高高的篱笆，定会将无论何人寻见 即便他躲入内室最为隐蔽的角落。 (诗篇四，14—29行) 在这幅城邦遭受惩罚的生动场景中，“正义”被加以“拟人—神格化”。早期希腊思想中存在一种常见的现象：把某些不可见但又永存的“抽象”力量拟人—神格化，包括人类生活中那些无法抵御的生命体验(如恐惧、爱欲和死亡)以及对人类社会起到巩固作用的核心价值(如正义、和平与胜利)。将这些“抽象”力量拟人—神格化的思维方式表明，这些力量所具备的特征可以借助人格化来理解，但其来源并非人间，而隶属于亘古不变的永恒秩序。拟人—神格化不仅蕴含而且激发凡人面对这些力量所产生的情感，因而还会进一步成为崇拜仪式的对象。(25)拟人—神格化是古风诗歌用来表达普遍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法，并且经常与谱系化(genealogy)结合使用，用以体现相关观念之间的结构和联系。 “正义”的拟人—神格化最早出现于赫西奥德的《神谱》(901—903)，她是宙斯与忒弥丝(Themis，意为“天律”)的女儿，“有序”女神(Eunomia)与“和平”女神(Eirēnē)的姐妹，这三位“时序”女神共同担负着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职责。由此可见，梭伦秉承赫西奥德史诗思想传统(包括《神谱》和《农作与时日》)对“正义”(dikē)观念作出了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思考；而在更早时期，dikē指的是具体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包括司法审判、裁定、判决和惩罚等涵义。(26)到了赫西奥德那里，dikē已成为奠定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它所指代的具体制度被看作一种更高更持久的原则的实际运用，梭伦将之表述为“正义女神的庄严础石”(semna Dikēs themethla)，其中themethla(“础石”)一词在词源上与themis相同，令人联想到“时序”三女神的母亲，作为“天律”的忒弥丝。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正义”来源于体现宇宙秩序运作的“天律”和主持宇宙秩序的天父宙斯。 另一方面，梭伦的“正义”观念也与赫西奥德有着重要的差别，这可以通过与赫西奥德《农作与时日》(238—247)中描述的“不义的城邦”进行比较来领会。在赫西奥德那里，执行毁灭的是宙斯自己，作为对个人罪行的惩罚，宙斯给整个城邦带来饥馑、瘟疫和流产，彻底摧毁城墙、军队和海上的舰船；然而如前所述，在梭伦看来，并非某种神力而是不义的行为(adika ergmata)本身，由于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农作与时日》的作者把“正义”女神看做人类标志性的特征：宙斯将她赐予人类，却没有给予动物。(27)在人类正身处其中的“黑铁”时代，遵循“正义”的生活意味着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相比之下，梭伦的“正义”女神居住在城邦之中，她的“庄严础石”就像一座宏伟神庙的地基，深深地扎根于城邦之中。她的惩罚被比作整个城邦机体上的“创伤”，当城邦染上了致命的疾病，没有一所私宅能够躲避“公共的罪恶”。“庭院的大门与高高的篱笆”，通常划分了公共与私人空间，却也无法保护屋内最私密的角落免受公共罪恶的传染和渗入。 “正义”的拟人—神格化在梭伦那里究竟表达了怎样一种城邦政制观念？我们知道，“正义”是梭伦变法的基本原则。根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7. 3)、《政治学》(1274a19—21)与普鲁塔克《梭伦传》(18. 1—2)等史料的记载，梭伦用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改革实践了“分配性正义”，此即财产阶层制度的建立，并以之为基础设置了政治决议和参与的分级制度。据说，梭伦修改了传统的财产等级制度，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并根据“财富”这一新的标准而非传统的“出身”标准分配不同的政治权利。只有最高两个等级的成员，“五百斗级”与“骑士级”才有资格担任主要官员，第三个等级“双牛级”能够担任较低的官职，而最低的等级“贫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这项改革建立在“比例的平等”这一原则之上，按等级系统给予整个公民群体参与城邦事务的不同权利。这一制度用财产的标准取代了血统的标准，使得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事务，这便是蕴含在梭伦法律之中的“正义”所分配给民众的“职权”(诗篇五，第1行)。 这些具体措施在梭伦诗篇里并没有提及，诗歌所关注的是城邦中实施的“分配性正义”如何建立在超越城邦政治的更普遍的意义之上。(28)诗人在另一首重要的以讽刺体创作的诗篇三十六中提到自己的变法时有言： 我完成了这些工作，用我的权力(kratos) 将蛮力(biē)与正义(dikē)相互调谐(ksunarmosas) 我像我承诺的那样坚持到底； 我写下了法律(thesmoi)，同样为高贵者与卑微者 为每个人调谐(harmosas)公平的正义。 (诗篇三十六，15—20行) 乍看之下，梭伦在这里把“蛮力”与“正义”相提并论有些出人意料。根据《农作与时日》(275)，这两种力量相互对立，它们是相互排斥的选择，因此赫西奥德劝诫自己的兄弟要弃绝“蛮力”，服从“正义”；而在其他现存的梭伦作品中，“蛮力”也具有负面涵义并与僭主的形象联系在一起。(29)不过，倘若我们从凡人的世界转向众神的世界，另一种情形便展现出来。让我们简要回顾《神谱》中的宙斯如何登临王位。在与提坦众神交战的前夕，宙斯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说，旨在向所有自愿与他并肩作战的男女众神承诺，他将会公平地分配职权。(30)这一演说赢得了斯地可丝(Styx：冥界的恨河)及其子女泽罗斯(Zēlos：热情)、尼凯(Nikē：胜利)、克拉托斯(Kratos：权力)和比亚(Bia：蛮力)的支持，而这些支持者对于宙斯取得最终胜利不可或缺。(31)因此，宙斯在登临王位的那一刻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公平地把职权分配给了他们。”(32)作为这一公平分配的结果，宙斯的统治与忒弥丝(天理、天律)结合，并生育了三位“时序”女神。可见，在赫西奥德的叙事中，宙斯的统治结合了“权力”、“蛮力”与“正义”，并以此赋予整个宇宙一种特定的秩序。 当梭伦使用“用我的权力将蛮力与正义相互调谐”这样不同寻常的表述时，通过“暗指”意在传达，他的变法在城邦的层面上与宙斯对职权的分配以及对整个宇宙秩序的创设有着相通之处。(33)一方面，梭伦赖以重建雅典城邦的根本原则与上界至高之神据以获得统治权力的原则相同：一种建立在对职权公平分配基础上的“正义”。另一方面，立法者为城邦设立的“法”(thesmoi, thesmos的复数)与宙斯为宇宙设立秩序的“天律”(themis)相对应。尤其是在梭伦那里，“法”的观念由thesmos表达，与之后通行的nomos相比，更强调了“法”是被居高临下的施行者加诸于城邦之上的意涵。(34)于是，立法者在城邦政治的层面上完成了与宙斯在宇宙秩序的层面上相似的工作。对立法者形象的这一塑造有效地借助诗篇中的“诗性特质”得以完成。 然而，诗人梭伦理解，通过立法的方式可能实现的“正义”，虽然惩戒并遏止“不义的行为”，但尚不足以触及Dusnomia的真正根源，只有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力量才能彻底翻转“不义的心智”，并带来“正义”得以体现其中的有序的“心智”与城邦： Dusnomia给城邦带来数不尽的灾祸 而Eunomia昭示万物之有序(eukosma)与适恰(artia) 她常常用锁链束缚不义之人(tois adikois)， 使粗糙变平滑，制止贪婪(koros)，令暴戾(hubris)畏缩 让祸害(atē)的茂盛枝桠干枯， 她使弯曲的判决(dikas skolias)平正，抑制傲慢之举(huperēphana erga) 制止引发骚乱的行为(erga dichostasiēs)以及惨痛的 内部纷争(eris)带来的怒火。在她的统御之下 人间万事皆恰如其分(artia)、审慎有度(pinuta)。 (诗篇四，31—39行) 《致城邦》的这个结尾段落有着独特风格并自成一体，经常被称作“Eunomia颂歌”。从风格上而言，这个段落是名副其实的颂歌。在古希腊诗歌体裁分类中，颂歌(hymnos)指的是通过歌颂某位神明而令听众在诗歌表演的当下感受到该位神明特殊力量的一种诗歌类型。耶格尔已从语汇、主题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细致分析了它与《农作与时日》序诗(1—10行)“宙斯颂歌”之间存在的明显相似之处，并认为两者都有着仪式颂歌的特征。耶格尔的结论是，梭伦通过颂歌的形式将一个城邦政治概念抬升到了可与宙斯相比拟的宗教信仰的高度。(35) Eunomia的颂歌不仅来源于梭伦所接受的《神谱》中体现的谱系思想，而且也源自《奥德赛》的史诗传统，是对两者的承袭与化用。(36)如前所述，Eunomia和“正义”(Dikē)在《神谱》中被称作“时序”女神。(37)Eunomia一词也出现于《奥德赛》，但并没有被拟人—神格化：求婚者的头领安提奴斯被警告，众神会乔装打扮在城市中四处走动，观察人们身上的“暴戾”(hubris)和“守序”(eunomiē)。在这里，eunomiē与hubris相对，指代个人行为中的一种“品性”。(38)梭伦(与赫西奥德)对于Eunomia的拟人—神格化意在表明，Eunomia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亦是这种秩序赖以实现的动力，正如阿芙洛狄忒女神同时是引动凡人爱欲的力量和由此导致的结果。 《农作与时日》突出了三位“时序”女神中的“正义”女神，将其提升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但却不曾提及她的姐妹Eunomia，而《神谱》(230行)把Dusnomia当作“纷争”女神(Eris)众多子女中的一位，并未把她与宙斯的女儿Eunomia对立起来。(39)在梭伦看来，两者不仅对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立通过颂歌的方式更直观形象地把Dusnomia的“混乱”转换成Eunomia的“有序”。诗人梭伦充分运用了颂歌的功能来实现这种翻转。从语汇和修辞上来看，这首“Eunomia颂歌”逐一回应了第一部分里描绘的造成dusnomia的各种根源，例如32行eukosma(有序)与9—10行oude……kosmein(不知……平和守序)，33行tois adikois(不义之人)与7行adikos noos(心存不义)和11行adikois ergmasi(不义的行为)，34行koros(贪婪)、hubris(暴戾)与8行hubrios(暴戾)和9行koros(贪婪)，37行dichostasiēs(引发骚乱)与19行stasis(内部的纷争)，39行pinuta(审慎有度)与5行aphradiēsin(愚昧)，等等，这样的并列对应关系从意念上对造成dusnomia的各种根源进行了翻转。 尤为重要的是，诗歌表演中的Eunomia如何作用于“不义的心智”。整个段落以“环状结构”(ring composition)首尾相属：32行的“有序”(eukosma)和“适恰”(artia)在结尾处39行的“恰如其分”(artia)和“审慎有度”(pinuta)那里得到回应，仿佛象征着Eunomia“用锁链束缚”介于这两行诗之间的“不义之人”。artia一词在首尾重复，突出了Eunomia最重要的特征，而这正是对诗篇第一部分的有力回答：Dusnomia带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Eunomia则使万物“井井有条”(eukosma)、“恰如其分”(artia)和“审慎有度”(pinuta)。这里的三个形容词具体说明了梭伦对于Eunomia的观念，而其中的“井井有条”(eukosma)和“审慎有度”(pinuta)分别强化了artia的涵义。三者中最为重要的是artia一词，该词的词根ar-(例如在动词arariskō当中)指代的是通过对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和谐地排列而产生的秩序。(40)Artia一词在梭伦的诗篇中使用的频率颇高，除了在这里出现两次，还出现在诗篇四C4行，诗篇六4行，这些段落里的artia都与“心智”(noos)有关。(41)同样，在这首颂歌里，Eunomia也首先作用于不义之人的“心智”，“她使粗糙变平滑”(34行)，(42)从而扭转“贪婪”→“暴戾”→“祸害”构成的因果之链(34—35行)，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们的不义行为并避免随之而来的“骚乱”和“内部纷争”(36—38行)。由于Dusnomia的真正根源在于“不义的心智”(adikos noos)，而“不义的心智”意味着心智的失序(mē artios)，故而只有依靠Eunomia的调谐力量，才能带来心智秩序的适恰(artios noos)。(43) 概而言之，梭伦在《致城邦》一诗中所歌颂的Eunomia，是体现了“分配性正义”(Dikē)的一种理想的城邦政治秩序，类似于宙斯通过“天律”(Themis)所实现的宇宙秩序(kosmos)。作为立法者的梭伦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为每个人调谐公平的正义”，虽然这一“正义”观念在其诗篇中被抬升到了与宇宙秩序相类似的高度，却尚未触及城邦秩序的根源，此即人的心智。只有Eunomia，在理想的心智秩序的层面上才能够实现理想的城邦秩序，因此，作为诗人的梭伦与作为立法者的梭伦相互补充，将Eunomia的实现最终建立在心智的层面上。通过本文所分析的各种诗歌手法呈现出来的诗性特质(poetics)，诗歌表演中的Eunomia这一观念超越了政治活动所能企达的层面，将心智秩序与理想政制的秩序直接关联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