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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世俗阵营围绕纪念日期的争夺 以色列国建立后，加快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国家化进程。但就具体的日期问题，以色列社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宗教阵营拒绝承认4月19日的合法地位。大拉比署很早即已开始讨论如何纪念欧洲犹太人，1946年初成立了纪念流散殉道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Memorial to the Diaspora Martyrs)，并向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发表声明，称“大拉比署决定根据托拉的律法和希伯来传统的精神来纪念殉道者”，而这包括点燃蜡烛、诵读诗篇、学习塔木德经文和吟唱卡迪什祷文，来纪念受害者及其亡灵。(13)大拉比署并没有对抵抗活动进行区别对待，而是把所有纳粹受害者称为“所有那些为犹太人的上帝而牺牲的殉道者”，(14)显然是以传统的犹太殉道词的形式来加以描述。在日期问题上，战后初年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的拉比们以缺乏宗教依据为由，拒绝把这一天作为纪念日。 1948年12月17日，大拉比署联合宗教事务部在耶路撒冷召开特别会议，宣布以犹太历提别月10日作为大屠杀死难者的民族性纪念日：“有必要决定一年中的某个日期为犹太人哀悼(纳粹大屠杀中的)毁灭，以作为吟诵卡迪什悼词、点燃贾泽特蜡烛和学习塔木德经文的纪念日。因此，大拉比署决定将提别月10日作为几百万死亡日期无法知晓的欧洲犹太社团殉道者的永久性纪念日——对于他们的儿女和亲戚来说，它将被视为他们死亡的纪念日。”(15)提别月10日在犹太传统中为纪念死者的特定节日(General Kaddish Day)，最初源自对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围困耶路撒冷的纪念。当时，宗教阵营的报纸《哈特索菲》对选择这个日期如此解释道：“这个为第一次毁灭而设立的节日直到最后的毁灭一直被作为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巴比伦王逼近耶路撒冷，而成为犹太民族丧失独立、被迫流放的灾难之始。德国刽子手是尼布甲尼撒的直系后代，来自巴比伦、罗马与柏林的猛兽企图摧毁犹太民族。”(16) 宗教人士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犹太历史上遭受的屠杀与毁灭链条上的又一环，大屠杀尽管有着空前的规模，但它只是犹太历史上众多灾难的延伸，应当根据传统来开展纪念活动。他们不仅在时间上确立了与世俗群体不同的纪念日，而且还建造自身独立的纪念场所来开展纪念活动。1949年，以宗教事务部部长卡哈纳拉比(Samuel Z. Kahana)为首的大拉比署在锡安山上建立起一座规模较小的“纳粹大屠杀纪念室”(Martef HaShoah/Shoah Cellar)，而成为以色列境内第一座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宗教力量选择锡安山作为其纪念场所的原因在于它靠近大卫王墓，犹太传统中弥赛亚出自大卫王的后裔，而这种选址安排象征着他们对弥赛亚救赎应许的期待。(17) 1949-1950年间，纪念活动主要在提别月10日与4月19日两个日期举行；宗教人士接受大拉比署的决定在前一日期开展纪念活动，而世俗群体的纪念活动通常在后一日期进行，双方互不妥协。为了消除这种纪念日期上的分歧，1950年，议会中来自马帕姆(统一工人党)的议员提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纪念节日：主张将4月19日作为全国性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以确保隔都起义在以色列社会中占有持久的地位。兹斯林(Aharon Zisling)在解释这个提议时说，“我们不想这个节日仅仅属于某一部分人，而应当属于每一个人。”(18)在马帕姆议员的努力下，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确定一个具体的日期被正式列入议会的议事日程。1951年，内务委员会任命一个次级委员会来确定最终日期，它由来自联合宗教阵线的努洛克(Mordechai Nurock)领导，其成员包括马帕姆的伯格(Hertzl Berger)、右翼政党希鲁特的拉兹勒·诺亚(Esther Raziel-Naor)与马帕姆的兹斯林。(19)1951年3月该委员会重新召集时，所有成员都准备支持以4月19日作为纪念日，表明大多数议员认为隔都起义在纳粹大屠杀纪念中占有核心地位，它要比二战爆发(20)以及死亡营更具象征意义。努洛克指出，“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日期，以便与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的屠戮和发生在尼散月的隔都起义相一致。”(21)但马帕姆成员强调，不应当放在传统的纪念日举行，因为抵抗活动与传统的犹太殉道精神相冲突。由于隔都起义发生在犹太历的逾越节前夕，委员会成员与其他议员建议放在尼散月的其他日期。赫兹勒·伯格提议将纪念日设在独立纪念日之前，以便将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和以色列国的独立联系起来。兹斯林则强调隔都起义有着独特的教育意义，认为如果纪念日太靠近独立纪念日将使其重要性难以凸显，因而提议“将之靠近华沙隔都起义日，这将赋予它巨大的教育价值”。(22) 由于4月19日在犹太历中为尼散月15日，与逾越节重合而不为拉比署同意，委员会决定将纪念日放在逾越节与独立纪念日之间。但极端正统派代表向议会要求，整个尼散月都不能作为哀悼日。这一要求遭到前隔都战士组织的反对，他们想选择一个尽可能靠近隔都起义的日期。(23)因此，纪念日只有从尼散月15日(隔都起义第一天，也是逾越节前一天)与伊雅尔月5日(独立纪念日)之间进行选择。加上禁止在逾越节的那一周确定日期，同时又不能与阵亡将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太过靠近，留给委员会的只有12个日期可供选择。(24)在此情况下，尼散月27日由于处在适中的位置，位于逾越节结束后五天、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七天，最终被确定下来。 在该纪念日的名称问题上，马帕姆的议员想称之为隔都抵抗日(Ghetto Rebellion Day)，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委员会在咨询了其他议员后，决定将之命名为“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Yom HaShoah u-Mered HaGeta'ot/Shoah and Ghetto Uprising Remembrance Day)。1951年4月12日，以色列议会正式将每年的尼散月27日作为“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个以色列国家的永久性纪念日。”(25)这个纪念日的名称充分表明，隔都起义被凸显为整个纪念日名称的一部分，使大屠杀期间的抵抗活动获得了积极意义。正如委员会成员兹斯林强调的，“这一天象征着犹太民族在最近这场战争中的积极抵抗。它将象征着那里的锡安主义，那些从事战斗的锡安主义背景，尽管不仅有锡安主义者还有其他犹太人参与了战斗。”(26) 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尼散月27日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过程中，宗教势力对此提案并未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提案并没有规定尼散月27日是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日，提别月10日仍然作为宗教人士纪念大屠杀的节日。1952年12月，宗教事务部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写道：“在议会确定尼散月27日作为纳粹大屠杀与抵抗的纪念日后，看来没有理由改变大拉比署自1949年决定的将提别月10日作为大屠杀死难者的哀悼日……因为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发生的最为糟糕的事情，设立两个日期来纪念它是完全可取的。”(27)然而，在宗教势力的阻挠下，新纪念日的推广并不顺利。由于议会选定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尼散月27日)没有任何传统宗教上的内涵，这在正统派当中引发了不满，并与两年前大拉比署的决定相冲突。大拉比署决定无视议会的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犹太律法禁止在尼散月禁食与哀悼，因为它被视为喜乐之月，代表着逾越节之后的庆祝。(28)著名的卡勒利兹(Avraham Y. Karelitz)就认为，现在的人们无权为将来的世代设定新的哀悼或纪念日。(29)宗教群体特别是极端正统的哈雷迪派完全无视以色列议会确定的纪念日，在提别月10日依然正常开展纪念活动。(30)以色列社会围绕纪念问题产生巨大的分歧，形成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两个正式纪念日：世俗团体选择在尼散月27日纪念纳粹大屠杀，而宗教力量则在提别月10日进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以色列建国初期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