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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节日序列的形成与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凸显 由前文可知，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最终确立的复杂过程，充分反映出以色列建国初期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较量。以色列作为一个再造的国家，其内部面临文化、种族、肤色、语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样性，用诺亚·卢卡斯的话来说，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腹地用剖腹产生的方法诞生”的新国家。(47)与“Shoah”的词语推广一样，(48)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重要时期，节日推广与认同建构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这些纪念节日序列凭借国家权力强制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而成为以色列人集体认同的主要对象；同时，对纪念节日的遵守，往往伴随着英雄主义的价值灌输，号召牺牲与奉献，以期将形形色色的犹太人整合到新的国家认同中来。 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的最终确立，标志着大屠杀纪念活动得到了最高形式的法律肯定，从而将创伤记忆的国家化、政治化推向一个顶点。加上此前确立的独立纪念日(Yom HaAtzmaut)与阵亡将士纪念日(Yom HaZikaron)，这三大新型政治节日一起构成以色列国的纪念节日序列。这些纪念日不同于传统的宗教节日，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新型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作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尼散月27日在传统的逾越节(因纪念出埃及而代表获得自由)之后五天，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一周、独立纪念日前八天，(49)象征着纳粹大屠杀介于古代民族自由与现代民族独立的中间阶段，从而在两者之间搭建起一座象征之桥。这个序列的形成，使得“从浩劫到重生”(Me-Shoah le-Tekumah/from Shoah to Rebirth)在建国前后的主流话语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50)该连用扎根于“灾难与救赎”的传统主题，表达出大灾难后犹太人获得奇迹般拯救的思想。古代的自由是通过神的干预获得的，现代的独立则是靠民族自身的力量实现的，这种转换借助纳粹大屠杀得以完成，空前的浩劫表明上帝干预的古典模式不再有效，而必须通过武装斗争以实现自我拯救。正如时任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在1964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讲话中强调的：“殉道者与英雄纪念日处在古代的自由节(逾越节)和现代的独立日中间，我们民族的编年史围绕这两大事件为中心展开。通过从埃及的奴役中摆脱出来，我们获得了古代的自由；现在，通过追溯至纳粹大屠杀，我们再度存活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51) 实质上，在纳粹大屠杀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庆典这个纪念节日序列的背后，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一脉相承。通过对英雄主义的强调，隔都起义者作为潜在的以色列人获得了空前的民族价值，而当下为国捐躯的国防军战士则是隔都起义者的英勇延续。(52)莫斯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纪念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对阵亡士兵的崇拜使民族得以神圣的仪式复兴、后辈得以效仿先烈的光荣：“对死者的召唤是为了使民族年轻化，因为‘战斗、死亡与复兴’即是民族的本质所在。从他们的死亡中，民族将得到恢复。”(53)以色列政府通过为阵亡将士建造国家公墓、确立纪念节日，实现了莫斯所说的“死亡国家化”(nationalization of death)，死者得以进入国家的纪念序列之中，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典范和精神楷模而被想象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那些人长眠于其下。……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54) 另一方面，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确立与华沙隔都起义密切相关，充分反映出建国前后以色列社会对于流散地的排斥。阿肯松认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直到1959年才正式确立，是因为它“所纪念的行为正是以色列的神话制造者想要消除的对象：在外邦敌人面前顺从地殉道。以色列正要成为纳粹大屠杀的解毒剂。”(55)长期以来，奉行“否定流散地”(Shlilat HaGalut/Negation of the Diaspora)观念的锡安主义者极力推崇反抗异族压迫、从事武装斗争的犹太战士，在此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主流话语下，土生土长的“萨布拉”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进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困惑不解，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耻辱；同时，高度赞扬大屠杀期间的武装反抗并将之与流散犹太人区别开来，对以华沙隔都起义为代表的武装反抗的歌颂，几乎成为建国初期以色列关于纳粹大屠杀叙述的主导方向。他们将犹太人的反抗区分为要么是积极反抗、要么是消极顺从：前者是隔都战士及锡安主义者作为“新型犹太人”的特征，而后者则是与纳粹大屠杀及流散犹太人相连的。“游击战士与隔都反抗者因而从‘纳粹大屠杀’中脱离开来，以作为在流散地与现代以色列之间搭起的一座象征之桥。与马萨达及特尔哈伊的守卫者一道，他们成为以色列英雄般过去的一部分。与之相反，纳粹大屠杀的其他经历被降格为流散时期并与‘他者’相连，被称作是屈辱的流散犹太人。”(56)通过对大屠杀期间英雄主义事迹的不断强调与凸显，积极抵抗几乎成为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大屠杀纪念的叙述主体，以用来服务于以色列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必须看到，英雄主义的价值灌输，伴随着对绝大多数大屠杀死难者的压制与忽略，致使以争取生存为目标的幸存者个体创伤记忆只能在暗地里默默流传。(57)这种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内在不实性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就埋下了日后走向解构的致命隐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