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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由于允许富人剥削外国人而不是本国公民来发展胜利成果，从而改变了自由公民的社会生活条件，改变了意大利以自由劳动为主的局面。一部分上层公民业已脱离劳动；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公民则无所事事，成天寄生于罗马城内。他们视体力劳动为卑贱之事，公民与生产相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 奴隶制的发展在导致公民普遍厌恶劳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公民间的两极分化。普林尼告诉我们，马尼乌斯·库里乌斯有句名言，他说：“任何一个不满足于7犹格土地的人都应该视作危险公民”，这就是在驱逐了国王之后每位普通公民得到的土地份额[5](18，4)。它反映的是罗马早期的现状。但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财产超过千万的富裕公民明显增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成为当时日益棘手的社会问题[6](P28)。公民间贫富分化加大的结果必然是剥夺贫穷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动摇共和政体之民众基础。 公元前2世纪末叶，马略放弃传统的财产资格限制，不再按照祖先实行的那种等级征兵制原则，取消征兵惯例，允许无产者参军服役，从而为失地的公民提供了一条谋生之道。应该说，马略的改革既有军事上的考量，也符合解决罗马社会问题的需求。这一改革部分地缓和了罗马的兵源不足；部分地解决了无产者公民的生活出路。由于大量的无产者进入军队①，使有产公民兵的性质逐渐改变，与社会生活逐渐脱离的军人集团开始形成。这些来自无产者和贫穷农民的志愿兵不但在服役期间完全依赖于战利品和薪饷，而且即使在退役以后，也没有确定的去所。他们愿意留在军营，服从将军的命令，并希望通过将军之手，在其退役以后获取一块土地。就志愿兵而言，军营便是他的家，从事战争便是他唯一的职业，将军便是他唯一的希望。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为军队与将军的关系所替代。将军成了士兵追随和依赖的对象，士兵也就成了将军用以为其自身服务的工具。将军们利用这一工具疯狂掳掠被征服地区，甚至进攻共和国的首都——罗马，争夺性质不明的国家经济。 众所周知，罗马成功的对外战争给罗马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创造了庞大的国家经济。例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得到了3200他连特白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再次获得1万他连特。公元前194年，弗拉米尼乌斯凯旋罗马，用三天时间展示其从马其顿掠夺来的战利品：第一天有武器、甲胄、无数的大理石与青铜雕像；第二天有1.8万磅白银、3714磅黄金、数万枚银币；第三天有114顶冠冕[7](P34，52)。公元前189年，罗马人打败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获得战争赔款1.5万他连特白银。据普林尼记载：“在塞克斯图斯·朱理乌斯和路西乌斯·奥勒里乌斯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即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前7年(公元前156年)，在罗马人民的财库之中有1.741万磅没有铸成货币的黄金，22.007万磅白银，以及613.54万塞斯退斯银币。当塞克斯图斯·朱理乌斯和路西乌斯·马尔西乌斯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也就是同盟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公元前91年)，罗马公共财库中有162.0831万磅黄金。朱理亚·恺撒在内战中第一次进入罗马时，从国库中拿出了1.5万磅黄金、3万磅未铸成货币的白银，还有3000万塞斯退斯钱币；事实上，国家从来没有这样富有过。埃米里乌斯·鲍鲁斯在打败帕尔修斯国王后，从马其顿获得的战利品中抽取数量达3亿塞斯退斯的钱财放入国库。此后，罗马人便不再交纳赋税了。”[5](P33,17,56)② 随着西部和东部地中海的先后征服以及行省的不断设置，罗马的国库收入快速增加，罗马的国家经济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每年的国库收入大约为500万狄纳里乌斯，合2000万塞斯退斯[6](《附录一》)；公元前62年左右，罗马国库年收入为3.4亿塞斯退斯[8](P45))；到公元前30年左右已达4～4.5亿塞斯退斯[9](P7)。这是罗马人从未遇到过的。 国家经济的壮大是共和政体发挥作用的结果，但对国家经济的混乱管理又使共和政体陷入了无序状态。在不明晰如何使用、谁来使用国库资源的情况下，内战也是必然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内战就是将军们为争夺国家资源支配权的战争。内战的结果是共和政体的消亡和元首制的诞生。而元首制的诞生实际上也就明确了国家资源支配权属于谁的大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共和政体并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永恒的。它的存在受制于众多的客观前提和条件，尤其深受罗马社会经济的制约。随着罗马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等基本条件的变革，共和政体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最终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体所替代。元首政体的建立确保了罗马奴隶制的稳定，确定了以元首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权、管理权和分配权，从而理顺了罗马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关系，奠定了帝国二百余年的繁荣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