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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重新构建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的理论意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史研究最早是以外交史的形式开始的，逐步过渡到内容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早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正是在一战之后人们希望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找到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才催生了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不同学派的构建。在我国，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学者开始了欧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引介和研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界全面接受了苏联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国际关系史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更为充满活力、与国际学术界互动最为频繁的领域。 实际上，就探讨的深度而言，国际关系史在中国还是扎根于历史学科。尽管中国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想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但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都涉入不深，所以很难在基本理论的构建方面有所突破。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多年来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造成的。实际上，中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家何尝不想也在自己领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面有所奉献？但是，在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依然是建立在照搬西方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时候，中国学界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一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的构建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至少应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 在西方，顶级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定也是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基辛格的《大外交》本身就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国际关系史，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和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是建立在对国际关系史的案例分析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们的结论不一样。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更可以被视为一部视角独特的历史学巨著。西方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当然也具有深厚的国际关系理论修养，像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加迪斯这样的大历史学家更是以自己的著作直接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争论。米尔斯海默曾对笔者断言：只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才能产生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和印度都不可能，现在轮到中国了！这样的断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期盼。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作为一个专业，国际关系史应该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一座桥梁，成为青年学者、新一代中国思想家、战略家和学问家成长进步的垫脚石和起跳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