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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在现代历史方法论中，历史比较是认识的一种普遍形态，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历史比较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认同。马克·布洛赫在两卷本《封建社会》中将日耳曼——罗马与日本的封建社会加以比较，阐明了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独特品质，开创了现代史学比较的新途径。(35)因为相同的主题，我们将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加以比较，试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世界体系的发展。 民族国家和社会阶层植根于一个“全球性社会”，它被无与伦比的经济全球化的生产能力推动着。沃勒斯坦的劳动分工论强调资本自身的假定逻辑，实际上并没有审视全球趋势与不同地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说，民族市场即国民经济建立在国家结构的政治空间基础之上的经济，它介于经济世界和世界经济之间。要比较并度量一个民族所完成的不同工作，要有共同的评价尺度，例如货币。货币在民族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货币与国家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市场是民族经济的第二要素，它与商业交换网络联系在一起，并使商品价格和数量相依存。民族经济的第三个层面是遏制生产要素流通的杠杆机制，例税收和非税收(规范、限额)等。在民族市场内，经济世界意味着民族经济的开放程度，世界经济则意味着对支撑民族经济的部分或全部要素的质疑，是一体化、全球化的问题，是抽象的。 遗憾的是，他们的论点都是建立在一套西方中心的、单线变迁的模式中，没有从16世纪之后的中国、波兰和俄国等民族国家之比较分析中得出一致而明确的结论。以奢侈品为例，探险者目的在于寻找奢侈品，尤其是香料和贵重金属，它们可以从东方获得。布罗代尔认为，这种“经济体和欧洲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表层的，仅仅涉及用以交换钱币的奢侈性商品——特别是胡椒、香料和丝绸，还可以说，这一切与经济实体的分量相比既轻且微”。(36)同样以奢侈品为考察对象，弗兰克从白银流向的分析中确立了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亚洲是中心，欧洲是边缘，美洲则是边缘的边缘，“欧洲是加入世界体系，而非兼并形成世界体系”。(37)弗兰克比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更为直接，即认为真正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38)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考察世界经济的同时若能更多地研究中国的民族经济，他们所建构的模式就可能得到纠正。换言之，如果他们能够从货币、市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制度规范与社会共识等方面更多地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经济领域，经济世界和世界经济的独立逻辑才成其为可能，他们所建构的模式才更具说服力。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仅有韦森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讨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晚清衰落的历史原因比较，及姜芃的《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谈论文明的空间结构，稍有涉及“经济世界”。 ②[法]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50页。 ③[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 ④原文为：“‘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借鉴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的概念”，见刘经华：《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新论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⑤参见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7—30页。 ⑥转引自René-ric Dagorn，“L'économie-monde”，Le Monde，2006年1月13日。沃勒斯坦也认为，布罗代尔能为“东亚的兴起”以及21世纪的“经济世界”提供某些例证。参见沃勒斯坦著，冯炳昆译：《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43页。 ⑦[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93页。 ⑧[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78页。 ⑨[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4页。 ⑩参见江华：《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 (11)[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12)[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94页。 (13)[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2页。 (14)[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4页。 (15)关于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密切关系，可参见F. Braudel，“Karl Marx”，Le Monde，1983年3月16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16)Giuliana Gemelli, Fernand Braudel, Paris: Odile Jacob, 1995, p. 231.这则证据源于布罗代尔与沃氏的通信。 (17)[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0页。 (18)[法]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3页。 (19)[美]沃勒斯坦著，黄光耀、洪霞译：《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0)[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5页。 (21)[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22)[法]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第55页。 (23)[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第103页。 (24)[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第50页。 (25)[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第50页。 (26)[法]布罗代尔著，顾良译、施康强校：《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30页。 (27)[法]布罗代尔著，顾良译、施康强校：《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28页。 (28)郑学檬先生参照布罗代尔的论述，以古代中国的市场为个案补正了布氏的看法，参见郑学檬：《16-17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福建论坛》，1999年第3期。 (29)[法]布罗代尔著，顾良译、施康强校：《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42页。 (30)[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第103页。 (31)[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2页。 (32)[英]彼得·伯克著，姚朋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33)[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1页。 (34)有学者以古希腊为例提到：“多考虑一下古代史可能使年鉴学者修改他们对地中海物质生活常态的描述与解释。”John Bintliff(ed.), The Annales School and Archae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9. (35)[法]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04—707页。 (36)[法]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第55页。 (37)[美]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38)[美]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第1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