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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遗留问题与德波关系正常化的跨越 与德法关系相比较，历史问题在德波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情况也更为复杂，因此双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及困难也更大，它不仅涉及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而且直接关系到维护战后欧洲国际秩序以及联邦德国与苏联、民主德国的关系。此外，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包括波兰的东欧地区实行的是“毁灭性战争(Vernichtungskrieg)”政策，它对波兰造成的损失和伤害特别严重，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关系比德国与法国之间更为典型，因此德国学者认为，德法和解对消除波兰方面对德国的恐惧所能起到的示范作用是有限的(14)。 战后德波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集中于战争赔偿，它包括国家的战争赔偿和对二战劳工等的个人赔偿；第二类具有较强的连带性特征，主要涉及因《波茨坦协定》德国东部领土及疆界发生变动而造成的巨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它们包括二战末期及战后初期逃离或被驱赶至奥德-尼斯河以西的原德国东部地区的难民的诉求、波兰境内德意志少数民族身份及地位的确定、德波边界国际法的最终承认。这些问题既是德波关系正常化的重大障碍，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德国和波兰的国内政治。 旨在缓和与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被认为是勃兰特总理在任期间联邦德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择，其中历史因素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在推行新东方政策前，除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基本解决外，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均未解决或未最终解决，而战后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确认是一个核心问题。与德法关系不同，首先推动战后德国与其东部邻国建立接触和对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的并不是来自外交及政治层面，而是来自非官方人士或非官方机构，特别是来自教会。(15)对促进解决战后德波边界这一重大问题最先表明态度的是德国教会。1965年10月1日，德国基督教会发表题为“被驱逐者的状况和德国人民与其东部邻国关系”的备忘录[简称“东方备忘录(Ostdenkschrift)”]，它不仅释放了德国人希望解决历史问题的善意，也对奥德-尼斯河边界问题阐明了基本立场。(16) 在“东方备忘录”中，德国教会首先对民族和解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表示德国人应对东欧人民经历的二战“人道及民族灾难”承担“重大的政治及道德罪责”。鉴于战后德国东部疆界变动导致的一系列遗留问题，“东方备忘录”认为，对边界的确认进行公开讨论的条件已经具备，西方盟国也期待联邦德国为东西方缓和做出贡献，但联邦政府仍对边界问题持犹豫和谨慎的态度。备忘录指出，德国和它的东部邻国首先不是要强调各自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在德国人民中营造一种能够与东部邻国达成和解的气氛。(17)“东方备忘录”在联邦德国和波兰教会引起较大反响，对此进行的辩论为新东方政策的制订提供了较为积极的内部环境和舆论准备，为“东方政策奠定了精神和道德基础”(18)。1968年3月，勃兰特在社民党纽伦堡党代会上明确表示，应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直至达成受和平条约约束的规定。1970年10月由《明镜》周刊委托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5%的受访者赞成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反对者为40%，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人认可这一边界，即使在战前生活于奥德-尼斯河以东地区的德国逃亡及被驱逐者中，赞成者(50%)也第一次超过了反对者(48%)(19)。显然，勃兰特和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至少在承认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