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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初联邦德国与苏联、波兰等签订的统称为《东方条约》的诸条约中，各缔约方对德波边界现状达成了共识，民主德国及苏联、波兰获得了更多的安全保障。新东方政策不仅拓展了联邦德国与苏东国家发展关系的空间，也使“以接近求转变”构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基本上达到了现实政治的目标。但鉴于德波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1970年12月7日签订的《华沙条约》的结果对波兰和联邦德国双方显得并非完全对等。一方面，波兰获得了联邦德国对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的各项承诺；另一方面，波兰对联邦德国解决在波兰的德国人的地位问题以及给予他们出境便利的要求不承担义务，因为条约并未对此做出规定。联邦德国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承认现实的决心以及与波兰和解的意愿被视为新东方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稳定原则(20)，即使《华沙条约》遭到联邦议院在野党联盟党的反对和德国被驱逐者团体的强烈批评，勃兰特政府的这一原则也没有发生动摇。在1972年11月提前举行的联邦议院大选中，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勃兰特继续担任联邦总理。选举结果证明，新东方政策作为一个主要竞选议题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然而，新东方政策并未促成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政治和解，波兰政府及媒体对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反应冷淡。在波兰方面只有天主教教会从一开始就对“东方备忘录”作出了积极而富有深意的回应。1965年11月18日，波兰主教在罗马会议结束时致信德国主教，伸出了和解之手：“我们给予宽恕，并也请求宽恕”(21)。鉴于当时联邦德国与波兰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意识形态及制度差异，两国的政治及民族和解直到1989年才成为可能。 三、德以关系中的现实政治与道德责任 德国与以色列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其根本原因是1939年希特勒“不仅发动了一场争霸世界的战争”，而且还针对犹太人“发动了一场欧洲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种族灭绝战争。”(22)1949年之后联邦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既是双边关系，又包含着德国与整个犹太民族的关系，其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特征最具典型。 鉴于复杂的国际及国内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开创的德以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moralische Verpflichtung)与现实政治的结合。(23)从联邦德国方面来看，50年代初至1965年与以色列接触进而建立官方关系，其目的首先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多边关系及对美关系方面，这一外交选择的背景主要是在哈尔斯坦主义主导下争取获得比民主德国更多的国际承认，进而促进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也有利于与战胜国关于战争赔偿的谈判。(24)但阿登纳的对以政策不仅仅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承担“道德罪责”和“集体责任”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