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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网：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应该是对您今后的研究影响最深的吧？您觉得张光直先生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刘莉：对，去哈佛大学是我人生一大转折。对我来说，人生有三个转折：一个是上了西北大学，从兵工厂造枪的工人变成一个学考古的大学生；第二个就是去美国，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学术道路；第三个就是去哈佛大学，在张光直先生的名下学习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张先生既有非常好的人类学理论的功底，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我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基础不好，比如说金文、古文这些都不在行。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接触的古文很少，金文更是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考西北大学之前真正的学历就是初中一年级。人类学理论方面的教育是我在美国接受的。我在天普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导师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理论方面都有比较深的造诣，使我在这方面有不少的收益，所以到了哈佛大学能够比较快的把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资料结合起来，找到一些突破点。我非常佩服张先生的地方就是我所有想到的一些问题他都已经有过答案了。在学习过程中有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应该这么想，再一看他的书，发现他以前都说过。他人类学的理论基础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的。 中国考古网：您后来做聚落考古的研究，包括国家起源的研究，也都是受张光直先生的影响？ 刘莉：对，其实张先生也都做过这些。六、七十年代美国开始流行聚落考古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有很重要的贡献。国家起源也是他研究的项目之一，所以我做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很多是受他的影响。 中国考古网：您在哈佛期间主要读了哪些方面的书和文章？主要是理论方面的吧？ 刘莉：当时就忙着考试，读的书都是和选修的课程相关的。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Kent Flannery写的一本中美洲聚落考古的书（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这本书里就将聚落研究分家户、聚落和区域三层讨论，我的论文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我觉得这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模式。后来我们在中国伊洛地区做考古调查、发掘也都跟当时的设想有关系。 中国考古网：张光直先生当时对您这个论文有什么样的指导吗？ 刘莉：那个时候张先生看过我论文的每一章，但是他当时病得非常厉害。对我论文修改的非常详细、提供意见的主要是Richard Meadow，他算是我的第二导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动物考古学家，因为我论文也有动物考古的部分。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好，尤其是做近东的农业起源，而且他对学生非常负责，每一个错的标点符号他都会改，不允许多一个空格出来。我的第三个导师是Rosemary Joyce，她是做中美洲研究的，但是当时管的不是很多，主要还是Richard Meadow和张光直先生。 中国考古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在和国外同学间的交流过程中，您认为外国同学的学习思路和我们国内的学习思路有什么区别吗？ 刘莉：应该是有，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没有问过，而且他们视野比较广，思维更活跃一些，会跟其他的文化做一些比较。我们那时学很多课程，中美洲考古、北美考古、非洲考古等，这些内容虽然后来不见得用得上，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了解到世界考古学中常常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别人是如何回答的，这些问题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从这个角度来说接触到更多世界考古的题目和内容，其实是挺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