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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网：您觉得稻耕农业起源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水稻的种植吗？ 刘莉：那应该不能离开水稻的种植吧。水稻在驯化之前应该有很长时间已经被栽培了，但是它的形态还是野生的，这个过程应该有好几千年，如果把这也定义为种植的化，那么水稻种植的时代要比一万年早。这种情况有可能和近东地区小麦的栽培形式相似。我们知道，近东地区确定是栽培的小麦差不多是距今10500年左右，相当于全新世初期。但是有人类干扰它的生长周期的因素实际上在这之前，这个过程称为栽培前的种植。所以说水稻也应该存在这个现象，这个早期的种植过程有多长，目前我们不清楚。有两千年、三千年还是更长，都有可能，如果把近东的例子拿来看，以色列的Ohalo II大麦栽培最早的证据为距今23000年，但是在这之后就中断了。过了一万多年之后另外一群人又开始试尝。所以谷物栽培过程可能会存在多个中心，可能会发生很多次。中国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不清楚，但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课题。 中国考古网：那您觉得农业起源应该如何定义呢？标志是什么？ 刘莉：这个大概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给这个名称的人的定义和其他人理解的也不一样，尤其农业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关于农业的标志，布鲁斯·斯密斯有一篇文章写到农业起源，他认为，居民食物来源50%以上是种植的，那才能把它定为农业，但是这个50%怎么确定，用什么方法得知食物的来源50%是是种植的，这就是考古学具体的问题了，我们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困难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人类干预植物的生长周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也许我们是可以回答的。 中国考古网：就是说在稻作农业开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栽培和驯化过程？ 刘莉：是的，但在这之前只能说是一种低水平的食物生产过程（low-level food production），已经有食物生产了，但是主要的来源还是野生的食物资源，所以还不能称之为农业。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线，很难去界定稻作农业开始。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渐进的过程复原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国考古网：您做的水牛起源的研究已经完成了吗？ 刘莉：这个项目也是我和陈星灿合作的，还没有做完，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办法做下去。多年以前的结论说水牛不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可能是从南亚地区引进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圣水牛属于野生动物，在驯化水牛出现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这个观点在2006年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考古学报》2006年2期）。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们一直想找到驯化水牛具体从哪来的？在哪里驯化的？如果是从中国以外的地区传入，从哪条道路传进来的？这些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一直也在用各种手段，DNA的分析、传统考古学测量法等研究，分析的结果都跟2006年的差不多，我们想要确定传入的时间还是没有解决，没有到汉代以前，至少我们现在没有找到汉代以前的证据。现有的汉代的证据也不是从水牛骨骼遗存来的，而是来源于艺术品诸如汉墓中的耕牛陶模型、铜鼓上水牛的形状等。所有这些都不能给你非常明确的年代，而且也不能看得太清楚是哪一种牛，只是看着像水牛，但是到底跟哪一个地区的水牛更接近，是沼泽水牛还是江河水牛都不清楚，所以靠观察艺术品是不行的。现在我们还是要等，如果没有发掘出来的水牛骨骼，而且经过动物考古学的方法测量的或科技手段分析的明确的驯化特征，我们都不能做最后的结论。但是这个题目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中国考古网：咱们说了这么多科技考古方面的，再谈谈您的两部著作吧，《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和《古代中国考古学》都是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和早期国家形成的综述性著作，两部著作有什么区别呢？ 刘莉：两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不同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所以主要着眼于新石器时代，还是以聚落为主的。就像我前面说的是分三个层次分析聚落的。但是因为我当时的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比较窄，只涵盖黄河中下游地区，后来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并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导理论，就是从聚落形态这一角度来阐释社会复杂化的进程。第二本书写的时候是为了写教材，为以后在国外教中国考古学的时候可以有一本英文教材。张光直先生的《古代中国考古》那本书专业性太强，对国外学生入门中国考古是很难的，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把它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教材，牵扯的内容比较广，从旧石器晚期的食物结构，和农业起源相关的问题，一直到商晚期。第二部内容虽然广泛但没有特别详细的分析，而第一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康家聚落、兽骨遗存等的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