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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也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员，魏源认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思想家，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源科技观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军事技术。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战舰、火器、养兵和练兵之法”。对于如何“师夷技”，魏源提出了具体方案，“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外夷”。这一方案表明，魏源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具有远见卓识。为了学习西方科技，魏源还建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主张“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为科甲出身”，以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魏源在当时能够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胆识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封建顽固势力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他们依然视西方国家为“蛮夷”，把西方的先进科技称为“奇技淫巧”，拒绝向西方学习。魏源对顽固派的偏见一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是否属于“蛮夷”与地理位置无关，同时也指出西方的科技工艺对国计民生有益而无害。 魏源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目的是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他看来，“师夷技”是手段和前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夷”。面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残酷现实，他意识到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前提下，“师夷技”是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制夷”先“师夷”，不“师夷”只能落后挨打，魏源为近代中国御外侮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外，魏源还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师夷”要做到“善师”，只有“善师”，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反而受外夷所制，可见其把“师夷”问题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魏源主张学习西方科技与其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密不可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经世致用强调学术应面向社会现实、服务于社会现实。经世致用是儒学自诞生以来的可贵传统，鸦片战争前后，为了改变宋学和汉学的流弊以及解决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局，经世致用思潮得到大力提倡。正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他积极主张进行社会变革以实现兴利除弊、强国御侮的目的。与前人和同时代其他人相比，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闪光之处就在于积极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这在内容上完全超越了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所涉及的范围，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魏源的“师夷技”科技观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国家的自强，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就是对魏源“师夷技”思想的直接继承，洋务派在近代中国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使古老的中国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魏源虽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科技的具体方案，但由于受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且魏源本人并不掌握实权，“师夷技”思想在当时并未实施。相比之下，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手握军政实权，同时又得到朝廷的支持，其倡导的洋务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开展。洋务运动历时三十多年，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促使近代中国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魏源的科技观虽然在近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将科技视作经世致用的手段，其科技价值观侧重于工具主义，而忽略了科学主义，并未形成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并重的系统科技价值观。系统科技价值观是近现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潮流和方向，他一味注重经世致用的科技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落后性。此外，他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虽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流露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赞美，但他在哲学上主张“道不变”，在政治上强调封建制度万古不变，没有意识到“道”与“器”是相统一的，割裂“道”与“器”，只学习“器”是行不通的。因此，魏源的科技观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魏源的科技观并不完美，但他在近代中国敢于承认西方国家科技的先进，并与当时封建顽固愚昧势力积极作斗争，提出“师夷长技”的远见卓识，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极其难能可贵。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