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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随着欧洲经济中心从意大利往法国、荷兰和英国移动,意大利的作家们关注着国外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新作,有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争和最新看法上。我们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为三种:“亲华者”,他们把中国夸赞成完美的国度;“排华者”,他们把中国的形象描绘成极其负面的;以及采用调和的方法破除由先前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的传说者, 他们寻求一种更为客观的审视方式。通常来说,我们可以把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到1750年(乾隆十五年)这段时间划分成第一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盛行的是对中国无条件的赞美,目的是为了批判欧洲文明。随后,对中国的态度就开始日益变化。 1760年以后,当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试图发明一种可以为新的社会提供政治和道德基础的社会科学时, 就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此外,狄德罗质疑了翻译文献的可靠性,着重指出了早先的材料在信息方面的缺乏。比如,他强调说佛教的传播带来了迷信的盛行,以及中国传说里中华帝国的腐败和专制。 另一种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的批判来自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因而,同是一个中国,在伏尔泰那里就是反启蒙主义者的欧洲应该学习的积极榜样,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成了教会独裁的隐喻。 因此, 围绕中国形象的争论经常隐含着第二层意义和目标:譬如说,总有一些赞同中国理想化传说的人想要改变欧洲各国的思想情况和相互之间的传统作用;许多攻击中国理想化形象的人打算对抗所谓“异教徒的美德”或“善良的无神论者”这种说法。此外,在意大利,这样的辩论还受流行的反改革思潮的影响。 因而,在中国艺术风格的流行和普及之外,在意大利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的传说在民事改革政策中起到了虽然有限但却真实的作用。意大利的“教化”中国和欧洲的“教化”中国之间的主要接触点体现在经济和法律领域, 在重农主义者的农业问题和政治理想化上。对他们来说,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先例。事实上,在意大利知识分子这些于亚平宁半岛上推行启蒙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中, 中国的问题以及它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帷幔成为他们那时争论的要点。在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大区)改革家们看来,中国在田园牧歌式的潮流中被树立成了道德完美的理想主义的牧歌式典范。相反,1784年,朱塞佩?格拉尼尝试着还原和重新评价在他那个时代看来并不犀利的大话,并批评了被过分看重的中国制度和政权。与之相对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是和平、迷人、干净的国家这种骗人的说法”和中国社会尽善尽美的传说,罗伯蒂审视了中国社会的消极面。塞尔利奥·索利197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与意大利的启蒙运动》中分别论述了这几位的观点。 相反,吉昂·里纳尔多·卡尔利于1780年在《美国书信》中批评了诽谤中国传说的人,理由是他们的论据没有以中国历史的真实材料为基础。不同的是,马特奥·加尔蒂 (1765-1821)宣告了一种新的关于整个亚洲的“中国的和平和秩序”及儒家学说的复兴。西比翁·马菲(1675-1755)及其他作者赞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通常说来,许多作者会对带有政治影响的风俗习惯和官方仪式留有深刻印象,诸如皇帝御耕及其高度象征意义。 一些思想家深刻地认识到考试制度的历史重要性,指出这是区分过去的中国史与欧洲史的重要因素,因为考试制度的引入取代了世袭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早期灵活性。热诺夫斯观察到: 但有一个国家不同于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精英来源广泛、数量庞大,既不是世袭得来的,也不是花钱买来的:选拔的唯一依据是学识的优劣……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商业教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