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朗齐利写到: 我讲到中国……在那里,有才能和德行的人肯定比那些只有显赫先辈的人有更多机会,在那里,不靠君王的个人意志或朝臣的偏袒,也不靠贿赂或宫廷阴谋,而是通过法律来分配责任和职位,通过法律把它们提供给所有人来竞争……(《法律学》) 当然,这种对中国社会如此理想化的描绘与对它的消极的和恶意诋毁的描述一样,都没有想过要对那个遥远国度的真实情况做深入调查,但它却作为一种鼓励制度改革及引入一种新的更加开放的社会形体的典范,被明确地灌输给了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和政客。 一些作者不仅不赞成把中国理想化,而且更是对中国人的形象持极其消极的看法。卡兰托尼奥·比拉蒂(1733 - 1802)在《意大利的改革》中表达了一种相当消极的看法:“中国人非常善于欺骗顾客,其他国家最为谨慎的商人也常常免不了被欺骗,与他们打交道的多是骗子而不是中保人。”维多尔·希尔维奥·格兰蒂(1668-1739)同样苛刻:“通常,很多冒名顶替者、自负、傲慢的人成功了。他们舍得花钱摆宴,费尽心思耍弄阴谋,设计陷害别人。”(《君主史》) 最后,只就意大利人的看法来说,研究中国刑法法典的乌戈·弗斯克罗(1778—1827)的立场值得注意, 不同于那些过分赞美者或极力诋毁者,他表达了一种相当稳健的观点: 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不为欧洲所真正了解。首先与他们打交道的传教士有着所有发现者都有的过分赞美自己的发现的价值这种倾向,他们夸大了中国人的美德和文明程度。在他们之后,一些哲学家只为本性爱好矛盾而满怀喜悦地阅读他们的书籍,因为常受不快乐的想法影响,他们轻视自己所熟知的事物,赞美他们所知甚少的。(《历史学批判集》) 中国的乌托邦,或者说,作为乌托邦的中国,在意大利和欧洲的观念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异国情调,它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或者只是一个幻想的庇护所, 但它成了那个时代进行批判性再思索的核心;它是对渴望的“它种文明”的一种理想化,或是反对欧洲习俗中一些落后思想的论据。中国成了一些启蒙支持者描绘新的政府和社会的生动譬喻。显而易见,这个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强迫欧洲面对另一种古老且同样重要的文明,去重新思考自己,发现价值观的相对性和世界大同的价值。 作者简介 Paolo Santangelo,1943年生,意大利人,中文名史华罗。罗马第一大学东方学院东亚史教授,意大利《明清研究》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群体想象及情感表达国际科研项目”负责人,意大利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的研究。共出版学术专著近60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2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明中的高丽国和民族的一致性》《孔子和儒家学派》《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成分》、《中国通史》(合著),主编《中国历史和文化百科全书》第三卷。 （《清史参考》2015年第3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