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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所做的精简概括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基本特点。修昔底德其实是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同时追问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责任。从修昔底德对整个中层原因的叙述看，他显然认为雅典要承担主要责任，雅典兴起之后四处扩张，正是这种扩张引起了与科林斯的矛盾，导致了与科林斯的战争。后来又仅仅因为担心波提迪亚叛乱就加强对波提迪亚的控制，剥夺波提迪亚的传统权益。修昔底德同样认为斯巴达难辞其咎，斯巴达担心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在实际损害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就大打出手。修昔底德对斯巴达的心情其实比较纠结，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这里可以比较修昔底德笔下科林斯、前期斯巴达、后期斯巴达三个不同形象。面对雅典的兴起和扩张，科林斯是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很早就发生冲突。相反，前期的斯巴达对雅典-斯巴达矛盾进行了适度的管控，对雅典的成长给予了宽容。后期，在科林斯的胁迫之下，斯巴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直接出面威胁雅典。修昔底德显然对前期斯巴达给予肯定，而对科林斯、后期斯巴达给予批评。总而言之，修昔底德并没有将战争的原因归咎于一方，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斯巴达均有责任，但雅典应该负主要责任。 如果我们结合修昔底德的个人身份，那么我们对修昔底德的个人品行及其总结的人文价值会有更高的评价。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曾经担任过雅典将军，他还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虽然后来被解职，但对雅典一直满怀深情。这样的一位爱国者没有对他所深爱的国度讳疾忌医，他对斯巴达管控与雅典的矛盾、对雅典成长的有限认可给予肯定，对雅典兴起之后无限度的扩张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责任归结于雅典，雅典的兴起是因，斯巴达的恐惧是果。这样的认识无疑具有很强的自我批评的成分，展示了修昔底德作为一位崇高的人文主义者、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的情怀。 从这几个层次，我们再去分析当今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范畴，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陷阱”。首先，它没有完整掌握修昔底德对伯战原因的分析，只截取了修昔底德“精简概括”这一部分，而将修昔底德用于这一概述铺垫和背景的很长一段内容，即雅典与科林斯的矛盾如何转变为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这个重大的问题忽略掉了。 其次，它对修昔底德的精简概括再次做了断章取义的曲解，忽略了斯巴达的恐惧以及引起恐惧的复杂多样的原因，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雅典，从而彻底改变了修昔底德的思维方式。如前所述，修昔底德的研究路径是“双向问责”，现在却变成“单向问责”，双方共担责任变成单方负责。于是，历时27年的伯战完全成为由雅典单方面导致的。这样做看起来把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明了了，但这种简单却使我们误读了修昔底德的分析和总结，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命题偏离了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它带给人们一个错误的想象：雅典对幸福的追求演变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灾难，它更启发人们深思“雅典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追求幸福?” 最后，“修昔底德陷阱”失去了修昔底德总结的特殊人文价值。这个命题不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处于雅典地位的、处于上升状态的那些“弱势”国家来叙述的，而是处于斯巴达地位的、处于领导地位的那些“强势”国家来阐述。而“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实际上将伯战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处于弱势的雅典身上。这样，这个命题的社会价值与修昔底德的总结就大相径庭了。修昔底德的总结本来具有自我批评的属性。但现在这个命题却成为强势国家推卸责任的借口，它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另一方，隐含着维护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利益的特殊价值。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就不要发展、不能发展，一发展就会挑战现存的强大国家，就会导致战争。 综上所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现，而是现代西方的部分学者假借修昔底德的名义立足于欧洲近现代史提出的国际关系命题。这个命题其实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隐含了霸权主义的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