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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纲》虽然强调上述这一点，但还发展出作为“社会的”“经济的”“集体心态的”文明。[8]社会与文明之间关系密切，城市的存在是文明区别于文化的外在指标。经济方面，物质和生态条件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着重大作用。在集体心态上，宗教是文明中最重要的特征，且一直是文明的中心问题。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在长时段中研究文明，才能发现在经济和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珍贵遗产。因此，他将世界划分为非洲、远东、东南亚、伊斯兰、前苏联和西方六大文明，与汤因比的26种文明划分区别开来。 这里就涉及一种转变。例如，在1949年初版的《地中海》，他主要是规范长时段，侧重描写地理环境对塑造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在这一时期，他将文明界定为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是利用、转变甚至添加自然资源。1959年，他又声称文明等同于历史，文明史等同于通史，同时将文明理解为复数的。[10]1967年，他在强调文明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又说到：“文明在成千上万种乍眼看来互不相关、而实际上也是五花八门的文化财富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者说秩序。”因此，他游走于社会文明和经济文明之间，并主张“后者与前者相辅相成，既干扰它，又在对立中说明它”。[11]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不存在矛盾之处，他强调文明的不同侧面，因为他试图区分大写的文明和复数文明。 文明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那就是跨学科和历史比较法。布罗代尔认为，文化和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紧张关系，对文明概念威胁较大的却还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对它的使用。②因此，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对话成了布罗代尔展开文明论述的方式，例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对话。布罗代尔关注“无意识、日常生活、结构、深层”，但他从事的研究却是有意识的层面，属于“热社会”，斯特劳斯关注属于“冷社会”的原始人。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则是“那些不受疾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也就是理解历史的模式，或“几个互有联系的解释体系”。[12]结构是静止不动的，受政治实体的制约。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财产权和经济法规，则依赖于或局限于政治实体。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布罗代尔着力的是历史的模式。其实，我们可以把斯特劳斯和布罗代尔的差别看作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同时社会学在文明分析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提出了更一般的问题。[13]对于布罗代尔来说，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这里的社会学，首先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其次是注重经济视角的德国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桑巴特，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至于历史比较法，最不寻常的是，在1967年的《物质文明》中，布罗代尔试图将欧洲文明、东亚和美洲文明的饮食、服饰、住房和家具的历史放在一起比较，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将文明复数化了，因而尤其认可文明的相对价值。 总之，文明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前者，它需要“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合作。[14]对于后者，布罗代尔所说的文明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层次：文明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代表着高度的选择性；大写的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最高形式，复数的文明是作为一种地方现象；“文明的进程”在微观层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实现；文明受一系列特殊的价值主导，因此在社会现实中可能存在诸多的冲突，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