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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经济的视角考察，可参阅刘经华：《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新论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具体到文明观，尤其可参阅姜芃：《布罗代尔文明理论的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张正明：《布罗代尔对文明形态史观的批判》，《学术交流》2010年12期。Peter Burke,“Civilizations and Frontiers:Anthropology of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John Marino,ed.,Early Moder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部分梳理了文明研究的学术史，但没考虑到被布罗代尔刻意遗忘的事件以及远东的例子。 ②姚介厚指出，布罗代尔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都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却不见他们有任何人际与思想交往的记载。可见布罗代尔在研究地中海史时，开初就和结构主义哲学没有思想渊源关系。”(姚介厚、王逢振等：《国外文明理论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页)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他们的对话一直存在。 ③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第2卷)，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7页。这一点是受到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启发，见氏著《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④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 Le Mot et Le Reste,2007,p.22:"Tout citoyen  doit avoir oublié la Saint-Barthélemy…”注意，“必须已经遗忘了”这种斩钉截铁式的断语，从心理上表现得有些天真，因为它实则加强了我们对创伤事件的记忆。⑤布罗代尔于1984年对记者说：“对我来说，吕贝克是一种解放。我与一些想法相同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都赞成戴高乐。”转引自Pierre Daix,Braudel,Flammarion,1995,p.179。不过，布罗代尔的这种说法有点后见之明。 ⑥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4,No.4,1972,pp.453-454.他用英文写就的这篇文章后来回译成法语，改题为《我成为历史学家之路》(“Ma formation d'historien”)，收入F.Braudel,L'Histoire au quotidian,Fallois,2001。他的这种看法得到了他夫人的再次确认：“没有战俘的经历，他绝对不会写出一部同样的书。”见Paule Braudel,“Les origins intellectuelles de Fernand Braudel:un témoignage”,Annales ESC,No.1,1992,p.244。 ⑦转见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8页。布罗代尔夫人也说：“他[布罗代尔]不知疲倦地反复绘制同一画作。那么我就觉得，他是染上了一种他再也无法治愈的病了。”(Paule Braudel,“Les origins intellectuelles de Fernand Braudel:un témoignage”,p.244.) ⑧集体调查是年鉴学派早期的一项特色，表明他们试图融合人类学的方法。参考Fernand Braudel,"La captivité devant l'histoire",Revue d'histoire dela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No.25,1957,pp.3-5. 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原文是：J'ai passionate la Méditerranée。这里的一般现在时态，表明了他仍然热爱地中海的状态(译文略有改动)。 ⑩最近的文章可以参考John Marino,“The Exile and His Kingdom.The Reception of Braudel's 'Mediterranean'",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76,No.3,2004,pp.622-652.冒险者的故事存在流亡、出发——旅行——返乡三个仪式性阶段，只是最后的返乡阶段尤其艰难。因此，布罗代尔可以称得上是内心流亡型学者。 (11)Pierre Nora,“L'ego-histoire est-elle possible?”,Historein,Vol.3,2001,pp.19-26.历史写作中的“自传转向”近年来受到了热议，尤其参考Richard Vinen,“The Poisoned Madeleine:The Autobiographical Turn in Historical Writing”(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46,No.3,2012,pp.531-554)一文，涉及年鉴学派第三代对当代史的直接介入。 (12)回归长时段成了史学界的热点，例如有些美国史家就说：“只要观察近来的书目、会议、研究论丛，甚至课程纲要，就可以发现两个关键词不可忽略。”一个是地理的世界，另一个是“时间单元，即长时段”。(Susan Gillman,“Oceans of Longue Durées”,PMLA,Vol.127,No.2,2012,p.328) (13)Fernand Braudel,“L' Histoire,mesure du monde”,in F.Braudel,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Fallois,1997,p.16.这篇文章对话的对象是费伊(Bernard Fay)于1939年出版的同题著作，以表达在历史研究中做行动派、面向现实的决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