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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论的是他对政治事件的选择。文明的某些要素无法与政治实体的边界取得同步发展，例如贸易、工具、科技、货币，它们与经济紧密相连。布罗代尔强调，小写的文明存在经济的维度，甚至经济成了文明的核心要素，另外一些要素则是宗教、语言、艺术和科学，它们超越了政治边界。在布罗代尔看来，文明-经济的核心在于“工作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布罗代尔用了“物质文明”一词，指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它构成了更高层次的经济生活(例如财政金融和投机倒把)的基础。 因此，这里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即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角度，讨论布罗代尔对事件的选择。布罗代尔在讨论文明与经济关系时试图向韦伯致敬。他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因而是其他文明的榜样。与韦伯强调政治、艺术和宗教的理性不同，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制度和文明，而非只是证实某种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不一定有政治边界，但它有象征性的边界：“经济生活和资本主义比物质生活更加粗暴地把世界划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17]资本主义的诞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领主制的废除；土地经营被纳入商业网络；经营管理制；雇佣无产者做基础。他以东欧的“二期农奴制”为例，认为它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变种，有利于东欧的发展。布罗代尔否认中国文明存在资本主义，是因为国家机器监视着一切，对“资本家”持敌对态度，而旅居南洋的华侨中存在某种殖民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误解。[18]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论述到18世纪便戛然而止，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正在写《法兰西的特性》，更重要的可能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长时段的结构，又是复杂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不提纽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崛起。 布罗代尔探讨西方文明，尤其关注反市场是如何可能阻碍民主的施行的。倡导市场规律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政治、法律和文化现象。文明世界和资本主义相互汇合，相互帮助，频繁、方便的经济交换有利于文化的统一，“文明本质上主张守旧和反对革新，因而对市场、资本和利润一般持否定态度”。[19]有意思的是，文明的西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例如政治中的民主观念，法律中的反垄断法和破产法，存在不同步的境地。因此，这里有必要区分西方文明和西方化(现代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词)。在布罗代尔看来，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世俗性、对话代表西方文明，而西方化是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无意识接受。于是，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结构“很难在各种文明之间进行交换：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20]单数形式的文明因此丧失了它的权威性，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才是时代的潮流，从而将文明相对化了。 市民社会意味着抑制暴力和权力，法律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中心的位置，因此法律文明和社会文明、经济文明一样重要。布罗代尔在书写文明史时，有选择地考虑历史事件，不讨论法律，例如他不考虑“大屠杀”的危机，不讨论市民法对近代早期民众的影响，不讨论美国史上的西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复仇、正义不是他论述的重心。于是可以这样问：选择的不公正是否会带来解释的不公正？答案是否定的。选择是否公正在于是否坚持同一标准选择事件。我们在《法兰西的特性》中看到他排除了“圣巴托罗缪惨案”，也排除了法国大革命，《文明史纲》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也没有考虑宗族或家族在稳定地方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他坚持一种选择标准，从而在著作中将长时段观念一以贯之。在他看来，文明史的写作可以不考虑“创伤”。顺着这种思路，文明可以界定为一种文化秩序，它为行动者自身定位，且由经济、宗教、政治、艺术和科学五大要素组成。因此，研究文明，有必要应用比较和跨学科方法，坚持长时段的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