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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皮埃尔·诺拉出版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认为自我史是“一种新的文类”，开创了历史意识的新世纪，因为传统史家主张隐匿写作者本人，不偏不倚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2001年，诺拉在《自我史是否可能？》一文中指出，随着记忆问题的流行，历史学家已经超越学科边界，走入社会生活，“应该为自己创造历史”。(11)按照这种说法，布罗代尔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将历史学家的主客体合二为一，参考他所处时代的残酷现实来选择研究对象。布罗代尔虽然排斥政治、事件，但从长时段的观点看，政治在他的写作和个人生活中总是占据核心位置。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诸多讨论文明史写作的著述。布罗代尔借鉴诸多史家的看法，将文明区分为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宗教文明。他对文明观念的论述也存在一个转变过程：从最初强调地理环境，强调文明史与总体史的同义，转到侧重论述物质文明，再转到谈论区域文明——法兰西史。从此可以看出，文明一词早先具有的司法涵义，也就是“法律文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这与作者所处的现实有关，即他的思考受制于他在监狱的生活经历，而他对事件的选择、刻意遗忘穆斯林等又是受到时代和个人信仰的影响。用长时段的观点看(12)，这种认识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那就是他意在向我们“解释现实”。(13)费弗尔讨论文明是对第一次世纪大战以及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反思，认为文明和野蛮是辩证的。在这一点上，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第一代存在差异，因为他认为文明是永恒的，是文化的宿命。与同样论述文明-经济的韦伯相比，布罗代尔认为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同步的，资本主义的安全依赖于大写的文明。 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分析应该是比较的又是跨学科的。比较的，是因为对某个文明的认知只能在同其他文明的较量中获得。跨学科的，是因为文明史所探讨的话题分布在不同的学科中。从方法论上说，他开启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理解文明观念，并试图摆脱“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范式，而且有感于当下的处境，用“以今度古”的方式提出问题，从中求得古今之辩证。他将文明看作一种重要的现象，力图将之理论化，暗示了一系列社会机制的有效性。 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经济世界”等概念，将物质文明看作是文明的普世形态，且依此来度量所有文明，为区域史和总体史的辩证提供了示范。因此，分析文明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了解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经济学的其他一些分支应成为参考的对象，例如经济史、经济心理学、经济人类学。同样，也应关注经济学相邻学科领域的研究，例如，专攻经济法的法律学者、专注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学者的研究。文明的要素还包括语言、艺术和科学，它们超越了政治边界。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讨论文明与经济的关系，尤其要将文明的其他要素纳入进来，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全球史就顺应了这种趋势。1992年，《年鉴》杂志将副标题由“经济、文明、社会”改为“历史与社会科学”，也是反思布罗代尔文明史观的结果。研究布罗代尔这样的重要史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全球史观。 (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