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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战前国际战争观的演进 20世纪初期，国际社会主流的战争观是以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的战争工具论，即把战争看作一种政治工具。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明确地写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②战争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与道德无关，也就无所谓正义与否。这种观点自诞生以来逐步被欧洲各国统治者普遍接受，并奉为经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的军事领导人在面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争端面前无不跃跃欲试，丝毫没有对战争后果的担忧，就是明证。当时《战争论》不仅在欧洲译本繁多，而且在20世纪初传到了亚洲：1903年传入日本，被日军奉为军人圣经，日俄战争以后更是成为了推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加速器；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该书还被保阳路军学校的士官们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在是如何广泛地受到各国的推崇和重视，堪称是一战前主流的国际战争观的力证。 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主义战争观发展到顶点的标志。这场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于那些战前跃跃欲试的决策者而言，原计划的军事速决战，变成了全民参与的长期消耗战。据统计，一战期间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就接近1 000万人，其中德国180万，奥匈帝国170万，俄国130万，法国140万，英国及英帝国100万，意大利61.5万；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分别损失33.5万人、32.5万人、9万人和5.5万人；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1 860多万人受伤③。1914年20岁至32岁的法国男子，一半死于战争；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第一天的进攻就损失了6万人。战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引发了各国的反思。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一消散，各国学界就开始纷纷成立研究机构来探讨战争的原因。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代表倡议在本国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此后至30年代初，各种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系、课程率先在英国和美国出现，国际关系学科由此开始建立。战前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冷落；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力推的以道德准则、民主制度和国际组织为基石的富于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思潮兴起④，和平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而不论战争的起因或是目的。正如英国国联协会领导人谢波德的名言：“任何战争，不管其原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⑤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战争不再被顶礼膜拜，甚至成为了人们害怕、厌恶的词汇。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1928年8月27日签署的《非战公约》。该公约由法国和美国发起，正式名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其核心内容就是宣布在国家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强调“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起初签署条约的只有15个国家，但是很快在1933年达到了63个(包括但泽自由市)。尽管《非战公约》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条约约束，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以缔约的方式宣布放弃战争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声明，这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战争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谓是和平主义的非战观。 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在30年代风行一时，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裁减军备或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并避免战争。甚至在德、意法西斯上台后，各国的和平主义者仍无视其潜在的威胁，天真固执地信守着废弃战争的承诺。1932年春，在法国著名人士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并开始筹备国际反战大会，此举得到了各国和平主义者的热烈响应。当1932年8月国际反战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时，已经有35个国家建立了反战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1000多个地方委员会。1934年，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组织了关于“国王与国家”的讨论，俱乐部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决不为国王和国家战斗。”⑥1935年，当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英国的国际联盟协会等和平主义团体发起了一场“和平投票”活动，在参与投票的1154万人当中，90%以上的人都赞成通过集体安全体制来避免战争。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固执地推行绥靖政策，企图通过理性妥协来解决争端，实现和平。但是盲目的让步没有换来和平。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英国曾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正义与德国达成了妥协，此举曾被视为是和平主义的一大胜利，但短短几个月后德国就撕毁了协议：1939年3月德国出兵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6个月后，随着德国对波兰的闪电入侵，新的一场世界战争再次爆发。这标志着和平至上的理想主义战争观彻底地破灭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