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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战争观形成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观的转向一样，都是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战后新的战争观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两战之间盛行的和平主义战争观的破产。对于一战后热衷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和平主义者而言，战争的再度爆发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战争重新认识和反思。部分和平主义者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自己原来的认识过于理想化或幼稚，纷纷表示退出和平主义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了。作为20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一战期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分子，由于反战活动，他还曾一度遭到囚禁。战后他加入了和平誓约同盟，积极参与和平主义的宣传活动。然而，法国败降在即，英军狼狈地从敦刻尔克撤退回国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40年6月，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解释了自己放弃和平主义立场的原因，他写道：“总的说来，我相信不抵抗便不能保全纳粹企图摧毁的任何美好的东西。他们办事彻底，极富效率，技术上也很精明，因此落入他们之手的任何国家，不但在技术上被征服，在精神上也会被征服。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暴抗暴。这是一个残酷的结论，而且与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是相冲突的；但我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它。”(11)罗素的变换立场是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战后高涨的和平主义思潮受到了残酷现实的打压，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潮开始回潮。 其次，法西斯的残暴罪行以及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性需求使得人们认识到战前对战争的整体定性存在局限。这为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留下了空间。二战结束后，盟军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暴行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如美军在解放德国集中营后要求当地的德国居民来参观这座密封的人间监狱，通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揭示了法西斯发动的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导致了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不同以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其《德国反犹史》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战争是人类残杀的最高组织形式。大屠杀也是一场战争，但它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战争，因为敌人是非战斗人员，这公然挑战了传统的战争思想。”希特勒在事实上“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常规战争和一场种族战争”(12)。后者的存在无疑颠覆了人们以往的战争观，而且加深了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的认识。与德国纳粹在欧洲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战争罪行，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扩张和肆意杀戮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从而也深化了中国人民对于战争本质看法。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的论断出发，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一切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的战争都是正义的”(13)。这种依照战争的性质将其一分为二的观点，显然是经过战火粹炼而对战争认识的一种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将策划战争行为定性为破坏和平罪，不仅是在法理上提供了惩治战犯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对于侵略战争本质的非正义性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