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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二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以及二战后美、苏冷战的新形势导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不同性质的战争。二战后期，原子弹的应用显示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从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所导致的灾难中，人类已经感到了核武器给未来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未来核战争能够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威胁，以至于战争本身的价值都受到了质疑。如美国战略分析家伯纳德·伯罗迪在1946年就指出的，“在原子时代，(人们)不再关心谁将在下一次使用原子弹的战争中获胜。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设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从现在开始，这种主要目的必须被修改。它可能已几乎没有其它的有用目的”(14)。原子弹的研制还从科技层面上提供了战后制约世界战争的物质力量。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展开对抗，不过作为美、苏两大率先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他们已经注意要避免核战争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是当然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上的对手。但是美国和苏联还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拥有将人类毁灭的核武库。我们双方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务使这种对抗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尔不致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我们双方迟早将会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使今天的世界陷于分裂的争论以及可以预见的其它争论，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发动一场核战争，使人类遭受空前的劫难。”(15)由此可见，为了避免核战争的失控以及为各方可能采取的战争行为进行辩护，重新建构新的战争观，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上界定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新的正义战争观的在美国的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综上所述，我们从二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演变过程中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人类对于战争的认识是逐步累积和深入的。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其动因和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人类围绕战争的观念和认识也在不断演进。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各国的战争观的演变都起到了直接促发的作用，不仅导致了国际战争观的变化而且后果相当明显。 其次，战争观的演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特别是与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特点密切相关。从一战时的消耗战到二战期间的整体战，再到冷战期间的核战争，国际主流战争观的每一次新的进展和修正都是对以往战争观的升级和完善。 最后，战争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显受到不同时期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济基础、文化传承、社会思潮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相比，人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如这些客观条件不变，则战争观在相当时期固定不变。这在20世纪的全球战争与战争观的互动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面貌，而且深化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角度对于二战前后国际社会主流的战争观的演变进行梳理，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理性地认识战争、守卫和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