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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方观点：体育场是训练士兵的学校 从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古希腊体育运动和比赛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军训”色彩，其培养合格的战士和公民以及服务于战争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首先从城邦和“泛希腊赛会”的常设项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以欣对此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 ……很多项目起源于狩猎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各种距离的赛跑，尤其是重装赛跑，是对战士的速度和耐力的训练，是行军、追击敌人和传递情报的必备素质；射箭、标枪和铁饼是远距离投掷作战的利器；跳远是训练翻越壕沟等障碍物的能力；拳击、搏击和摔跤则是徒手格斗的必备技能；战车赛是上古战争的遗存形式；赛马是骑兵训练的必备技能；游泳和划船则是水手的必备技能，也是擅长海战的希腊人所务须培养的；球类活动旨在培养集体协作精神，这是战场上作战，尤其是步兵方阵作战所必须的；五项全能项目起源于对武士综合素质的需要。古希腊城邦兴起和繁荣的时期，各邦普遍实行兵民一体的“公民兵制度”。每位成年公民，和平时期务农做工经商，战时当兵，而且自备武器装备，因而，公民们必须有平时军事训练的基础，这样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而，军事训练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少年时期就要重点培养的。古希腊青少年接受身体教育的目的是健身强体，培养军事技能，培养勇敢的品性和服从命令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做合格公民，胜任未来保卫国家的任务。体育为军事服务的观念在古典世界是根深蒂固的。[1]352-353当然，在这些常设项目中，其军事色彩和目的还是有着强弱之分的。其中，如果说包括赛跑、跳远、投掷在内的“轻型项目”主要是为了训练运动员的体能和运动技巧的话，那么，由摔跤、拳击和希腊式搏击组成的“重型项目”则具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和激烈对抗的特点，更接近于战争的方式，因而尤其受到军人和将领们的青睐。在公元前520年的奥林匹亚赛会上，增设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比赛项目，即“重装赛跑”，其军事目的更是昭然若揭。王以欣认为，“可能反映了赛会举办者力图恢复竞技的军事实用功能的努力”[1]145。此后，这个项目也被列入皮提亚赛会、尼米亚赛会等其他的“泛希腊赛会”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常设比赛项目。据说这个项目起初需要参赛者全副武装，后来改为只佩戴头盔和手持盾牌，各地的比赛距离也不尽相同，在奥林匹亚和雅典为2斯塔特②，在尼米亚为4斯塔特，在普拉提亚的赛程最长，达到了15斯塔特，相当于两英里的距离，普拉提亚的优胜者还会获得“最杰出的希腊人”的光荣称号。[1]145-146 体育运动和比赛与军事活动的密切关联不仅反映在运动项目的设置上，也反映在其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荷马史诗中出现了关于体育运动和比赛的最早记述，史诗作者对这些活动的记述不仅生动鲜活，而且十分准确，可见其对这些活动很熟悉，就比赛项目而言，也基本上囊括了古典时代的几乎所有运动和比赛项目。我们注意到，荷马史诗中的运动比赛都是作为战争间歇期的游戏活动而展开的，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不如说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运动场上，国王和贵族个人之间的竞技与角逐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战争方式，即双方最勇武的大将之间的拼杀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赛场上的这种对抗和比拼也成为了一种实战的预演和训练。正如里德所言，“在荷马史诗中，体育比赛就是一种备战”[2]。另外，荷马史诗中的体育运动和比赛也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种活动的起源可能与战争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抑或就是从战争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阿喀琉斯为阵亡的战友帕特洛克鲁斯举办的葬礼运动会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葬礼是为伟大的阵亡战士举办的，是附属于战争的纪念性仪式的组成部分。 古风时代晚期，占公民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普通公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城邦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战争方式的演变，即从前以贵族将领个人之间的比拼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方式逐步被由集体协同配合的“重装兵方阵”越来越起关键作用的战争的新常态所取代。这场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所谓“重装兵革命”不仅推动了政治上的权力下移的过程，也使作为重装兵主体的普通中产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其中，从前被王公贵族所把持甚至垄断的体育运动和比赛也开始向全体自由人和公民开放。对于这种变化，马克·戈顿指出，除奥林匹亚赛会之外，“其他桂冠赛会的创办时间以及作为希腊生活的典型设置的运动场，似乎与希腊人占主导地位的战争气质同步形成。皮提亚、地峡和尼米亚赛会都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初25年创办的，最早的一个被文献记载下来的体育场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它记录和反映了那些依赖于公民兵的自由的希腊城邦中体育比赛和战争的密切关系。这个时期正是称为‘重装兵革命’发生的时期：《荷马史诗》中记载的个人或贵族斗士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现在被重装兵方阵所取代”[3]25。也就是说，正是在希腊各邦训练重装士兵的现实需要的推动下，以众多的地方赛会和四大“泛希腊赛会”为代表的“赛会制度”才得以建立并完善，“赛会传统”才得以最终形成。 此外，“重装兵革命”对体育运动和比赛活动的内在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参赛人数的增多上，也体现在参赛机会的均等上，理论上对不论贫富的所有自由公民开放的“裸体竞技”项目取代了仅仅局限在富人范围内以炫富和增强个人影响力为目的的“马赛”项目而成为了赛会的主角，虽说个人财富的多少还是会对参赛者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旅费、训练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参赛机会的均等和参赛者范围的扩大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邦家资中等且有一定闲暇的中产阶级，既构成了地方和各大“泛希腊赛会”参赛者的主体和较为稳定的受众，也是重装步兵的主要来源。有学者指出，“循环赛和地方赛会的设置有很充足的理由，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军事上的发展。贵族失势，重装兵方阵取而代之，对旧式的武士贵族来说，战争、狩猎和运动是主要的生活方式。摔跤、拳击、跑步、掷标枪、五项全能等很容易被看作是准备让青年人投入肉搏战的最理想的方式”[4]83-84。换句话说，从此以后，体育场越来越成为了训练士兵的基地。 正如希腊所有的城邦都有公民兵组成的军队那样，体育场也是所有城邦必备的公共设施，它不仅承担着教育的功能，也是军事训练的场所。在一切以军事训练作为公民日常生活轴心的斯巴达，早在传说中的来库古改革时期，就通过立法把体育比赛放到教育的中心位置③，公民的军事训练从7岁就开始了，一直到成年并成为正式的军人为止，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训练也最为严格和艰苦。雅典最著名的教育机构“学园”(Academy)既是最古老的一座体育场，也是一个骑兵演练的场所，还定期举办以部落为单位的骑兵比赛。[3]27普鲁塔克指出，希腊人所有的体育训练都是战争的模仿和练习，一个人能够在打斗中战胜对方，其作用就像城市的城墙那样，他认为斯巴达在留克特拉败于底比斯就是因为底比斯人在摔跤学校的训练有素。[5]97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作家琉善(Lucian)在他撰写的《阿纳卡西斯》(Anachrsis)一文中，通过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一位来自于斯基台的蛮族人阿纳卡西斯的虚拟对话，对古希腊人的体育运动和比赛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其中，培养出合格的军人被认定为是体育训练的重要目标，文中指出：“这就是我们要年轻人进行体育运动的原因，把他们训练成我们城市的最好护卫者……”[5]96 在城邦的现实生活中，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尤其是为城邦捐躯的英雄人物的墓志铭，我们也可以看到体育运动和比赛与战争的这种密切关联，其中不乏伟大的运动员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立下战功的事迹。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有这样一位运动健将，在公元前480年对抗波斯人的战斗中，唯一一个住在希腊本土以外的部族克罗顿人出兵援助了处于危机中的希腊：“比他们住得更远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顿人在希腊人的危难时刻前来援助他们，他们提供了一艘舰船，舰长是费卢斯，他曾经在皮提亚竞技会上三度获得优胜。”[6]据鲍桑尼阿斯记载，历史上还有一位公元前4世纪的摔跤手奇隆，他曾经多次赢得过“泛希腊赛会”的摔跤比赛，最终战死于喀罗尼亚(公元前338年)或拉米亚(公元前323年)的战役中。他被葬在奥林匹亚，墓碑上的铭文如下：“在摔跤比赛中，只有我两次在奥林匹亚和皮提亚，三次在尼米亚，四次在靠海的地峡，征服了其他人：帕特亚的奇隆，奇隆之子，我战死疆场，由于我的勇敢，阿凯亚人将我埋葬。”[7]40 在罗马时代，当希腊式的体育运动和比赛对战争的促进作用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时候，仍然有人为之辩护，旗帜鲜明地亮出体育运动和比赛高于战争的观点。例如，公元1世纪，迪奥·克利索斯图姆(Dio Chrysostom)在为卡利亚的拳击手美兰科玛斯(Melancomas)撰写的悼词中指出，运动员比战士强，体育中的最优秀者同样也可以在战争中表现优秀，因为战争中常常与一个未经训练的或不如自己的对手比赛，而比赛中的对手则是百里挑一的，体育好的人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但在战争中则不一定，可以依靠武器和装备。[7]1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