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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英国社会对于狂犬病的病原与防治存在长期争论。早期民众认为狂犬病属于自然病原的疾病，强调它是社会道德问题的表现，主张采用改革下层社会的道德来消除疾病的爆发；中期以后医学界转而认为狂犬病是外来传染病，主张国家采用卫生和立法措施来加以根除。政府基于外来传染病的模式开始实施强制性的防疫措施，逐渐克服英国社会以维护个人自由和保护动物权利的名义对于国家强制措施的抵制，狂犬病在英国也得以根除。 关 键 词：狂犬病/国家干预/社会争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英国公共医疗服务体制变迁研究”(15BSS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富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19世纪中后期，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发展，英国城镇社会豢养犬只之风盛行，狂犬病的爆发也成为一种常态，引发广泛的社会恐慌。英国社会各界围绕狂犬病爆发的成因、应对措施长期存在较大争议，反映出作为生物性事件的狂犬病爆发与防治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属性。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防治共识的形成，19世纪末期英国政府以保障公共安全的名义实施强制性的管制措施，到20世纪初期狂犬病在英国本土得以根除。 一、19世纪英国养犬风气的盛行与狂犬病的频繁爆发 狂犬病是一种由病毒引发的哺乳类动物的传染性疾病，狂犬病毒可以借助动物和人体的神经细胞在受感染的生物体内移动，病毒进入携带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之后即可形成脑膜炎并快速死亡。狂犬病的主要传播方式是携带病毒的犬只将其唾液通过伤口注入动物体内和人体而发病。近代以来狂犬病爆发在英国社会长期零星存在，属于公共卫生事件，最高年份致人死亡可达80人左右。虽然狂犬病相比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其他急性、烈性传染病所造成的杀伤力微不足道，一般被携带病毒的犬只咬伤的人类受害者感染概率也很低，但是狂犬病的感染风险却广泛存在，容易扩散形成社会恐慌情绪。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19世纪英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人类病患通常都缺乏有效的医学治疗，一般通过对于病患的感染部位进行切割和灼烧处理来避免病毒扩散，而一旦病毒感染扩散，病患基本处于死亡边缘，因此狂犬病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最令人恐怖的疾病。[1] 19世纪中期以后狂犬病在英国频繁爆发，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养犬之风的盛行紧密相关。长期以来，英国民众对于犬只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想象，他们认为特定的犬只代表了民族性格。例如在18世纪，英国民众就普遍认为英国的斗牛犬象征着英国男性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进入19世纪之后，受到温和节制的文化氛围影响，英国转变为一个典型的犬类爱好者国家。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出于自身的定位和需要大量豢养犬只，造成整个社会犬只保有量持续大幅增长。1870年英国官方登记显示全国有106万头犬只，用于商贸、休闲、运输等，以致大型城镇街头到处可见流浪的犬只。[2] 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许多养犬爱好者。在19世纪的英国，包括贵族和乡绅在内的上层社会养犬主要用途在于打猎和宠物饲养，不过随着犬只品种的增加，其用途也日益多样化。大量新兴的工商业者为了争取社会声望和社会认可，也纷纷效仿贵族和绅士的狩猎运动，而这类血腥的运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猎犬参与围猎。此类休闲运动的兴起使社会中上阶层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狩猎和运动利益群体，他们强烈抵制这一时期兴起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对于血腥运动的取缔运动。据估计，1884年在英国存在一个约为50万人规模的狩猎利益群体，构成强烈抵制立法取缔运动的中坚群体。[3]社会中上阶层饲养宠物则反映出炫耀性消费在工业化英国社会的大幅增长，这种增长特别体现在社会中上层热衷于从中国和日本等海外地区运入名贵犬只来互相攀比，以及与之相关宠物的穿戴设备也变得精美复杂起来，形成一个特定的宠物配件产业。 社会中产阶层包括工薪阶层、工商业主等也大量豢养犬只。当时就有人指出，中产阶层大量豢养犬只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犬只成为一种可观的财产，良种犬只的市场增值能力持续扩大。对于这一阶层而言，良种犬既是社会身份的象征，更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投资。这一阶层对于犬只的需求有力推动了英国良种犬育种市场的发展，很多人有财力负担价格日益攀升的良种犬。随着专业育种和养狗场的形成和发展，犬只消费市场也日益高度分层。这些养狗场分布在全国各地，进而推动养犬风气向底层社会渗透，有力推动了英国犬类爱好者群体的广泛兴起。 19世纪中期后，英国社会的养犬风气自上而下也向富裕的劳工阶层扩散。这时英国人于良种犬的热爱和攀比已经不仅限于贵族绅士，同时日益扩大为一种广泛性的大众行为。小酒店业主、熟练工匠等富裕群体积极参与犬类博览会和竞赛会。上层社会热爱品种高贵的猎犬，中下层社会则喜爱品种一般的灰狗。在养犬这一社会行为方面，所有阶层都有分化的利益，并且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定位的兴趣圈子。随着爱犬群体的广泛兴起，英国各地纷纷举办犬只竞赛博览会，到1896年，人们已经抱怨全国各地的赛犬会数量太多。[4]赛犬会的广泛流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中个体相互竞争追求卓越的社会风气，反映了工人阶级为了适应工业化社会，寻求兴趣圈子和保持个性的需要。总体而言，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上层构成19世纪英国社会养犬和爱犬群体的主体，他们通过犬类爱好者俱乐部和赛犬会进行联络和组织。此外，爱犬风气的兴起和流行也与19世纪民间社会竞技体育的兴盛有关，与足球运动的流行类似，它们发生在工人工时缩短和工资增长，工人对于社会休闲活动的参与度增加之后。 工业化和城镇化给人与动物关系带来重大变革，使得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日益与直接剥削、屠宰动物相互分离，进而给人类之于动物的情感化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就此而言，养犬风气的盛行属于一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现象，因此养犬文化在英国北部工业区域如兰开夏、约克郡等地发展最为繁盛。工人阶级豢养犬只尤其遭到社会改革家的批评，西雷丁的巡警就多次指责当地的矿工“宁愿用羊腿喂养犬只而让子女挨饿”。[5]各地的警察也纷纷指责在这些工业城镇的“每处空地，清晨和傍晚每个人都会出来遛狗”。[6]工人阶级豢养犬只现象的增长也带来严重的流浪犬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流浪犬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道德堕落的工人阶级弃豢而不养、随意弃养犬只。工人阶层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周期性失业的影响，通常在家庭收入紧张时期诉诸弃养犬只，由此出现工人弃养的犬只在街头无序地流浪、交配生殖、打闹的现象。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改革家因此认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当时大量民众只愿享受犬只带来的伴侣和保护价值，而不愿承担蓄养和控制犬只的责任，指出由于工人阶级所居住的城镇区域贫困和住房拥堵盛行，成群结队的流浪犬成为城镇街头生活的固定模式。 英国乡村地区的农场主和小地主由于豁免犬类税，养犬之风相应较为繁盛，也出现大量豢养犬只导致民怨丛生的情况，民众指责恶犬伤害牲畜事件时有发生。相比于在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犬只大量增加尤其加剧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的风险，不仅大量恶犬伤人事件不时引发司法纠纷，而且包括狂犬病毒在内的传染性疾病也较易在城镇的社会环境中滋生和传播，当时就有动物外科医生指出流浪犬导致城镇卫生环境恶化，寄生虫大肆传播，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社会改革家开始在大型城镇设立流浪犬之家来收养流浪犬，这类措施属于社会团体自发性的措施，对于限制流浪犬引发的公害无法发挥重大作用。[7] 随着城镇社会流浪犬的大量出现，19世纪中期以来狂犬病开始在英国反复爆发，成为严重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狂犬病爆发及其导致的人口死亡主要集中在兰开夏、约克郡的西雷丁、柴郡、斯塔福德郡和伦敦等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根据当时的记录，1866年和1877年全国分别有36人和83人死于狂犬病，1885年伦敦有27人死于狂犬病，这些都引发时人的关注，成为当时敏感的新闻话题，刺激政府采取管制措施来防治城镇中的狂犬病问题。[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