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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制根除狂犬病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1889年，英国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农业委员会，由其负责全面统筹管辖全国范围内的狂犬病的防治。在防疫权限方面，为了避免议会的干预，农业委员会通过获取无限期的枢密院禁令，豁免了议会对于其防疫活动审查、批准的限制，使其得以有权在全国范围强力推行包括口络政策在内的狂犬病防治措施，进而有效降低了全国狂犬病的发病率。1895年狂犬病再度在英国爆发，各地面临严峻的防疫任务，直到此时，地方政府在引入强制性的口络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加强中央控制，有的强烈抵制中央的干预。在保障生命和保卫自由的选择中各地政府日益倾向于前者，同时议会委员会支持农业委员会的强制措施。尽管社会抵制和地方抵制仍然持续存在，但强制口络政策依然能够在全国层面得以有效落实。到1897年，英国政治家、文官、医学界普遍接受了狂犬病接触感染的科学观念，农业委员会的管制措施得以大规模推行，英国各级政府动物防疫机制得以建立和日臻完善。 具体而言，强制根除政策在英国社会的确立和有效实施得益于社会、科学、政策因素，主要根源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狂犬病反复爆发致人死亡案例时有发生，加之媒体报道的夸张宣传，使得英国社会各界的防治诉求日益增长，进而认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来消除公共危害。在19世纪70年代狂犬病爆发在英国形成高潮之时，社会各界要求加强狂犬病防治的呼声就相当强烈，当时的《柳叶刀》等主流医界意见支持政府采取干预行动，建议采取公共教育和部门管制措施。[35]不过这种防治诉求属于紧急形势之下的应急之举，随着狂犬病疫情的回落，相关呼声也随之消歇。随着疫病防治科学观念在英国社会的渗透和普及，民众中间盛行的狂犬病自然病原观念也得以缓慢破除，到19世纪末期，相比于之前也更容易接受各级政府强制性的干预措施，即使代表犬类爱好者利益的期刊杂志也纷纷支持各地落实中央政府的根除政策建议，比如1886年的《犬只日报》中就明确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半年的协调管制来消除英国本土的狂犬病，对于消除疾病充满了乐观情绪；同样拥有广泛读者群体的动物爱好者杂志Stock-keeper指出强制措施的抵制者具有情绪化和不理智的倾向，坚决捍卫1889年的全国管制条例。[36]这些意见构成强制根除政策推行的群众基础，随着支持意见的增长，群众基础日益巩固，政策工具也日益精细完善，民众对于强制措施的认可也日益增强。 (二)英国医界防治共识的形成。19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医界逐渐确立了疫病防治的预防观念，1877年华生爵士在《瘴气疾病的消除》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所有传染性疾病都可以通过报告、隔离、消毒、检疫等措施得到有效控制。[37]具体到狂犬病防治，他在《狂犬病》一文中就反对狂犬病病原的自发性观念，认为通过预防和切断狂犬病病菌或者病毒的传播可以根除这一长期存在的疾患，因此支持强化犬类税征收、建立全面的犬只检疫、全面禁止检疫期间进口外来动物等措施来根除狂犬病，这标志着医疗界主流意见开始全面重视狂犬病的防治。同年英国医学联合会也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狂犬病的病原、病理及其治疗，其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华生爵士的看法，这也反映出医界在此问题上开始形成一定的共识。该报告建议强化落实已有的管制措施，并且提出实施公共教育和信息运动，扩大全社会的防治共识。 (三)英国各级政府动物防疫机制的确立和日臻完善。1865年牛瘟爆发之后，英国中央政府针对急性、烈性动物传染病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机制。[38]这套机制包括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枢密院成立兽医部来统筹管辖全国范围内畜疫的防治，通过在各地设立的兽医检查员，建立包括疫情报告、点杀、扑杀等在内的畜疫防治机制，有效应对了包括牛瘟、牛肺炎、口蹄疫、羊痘等急性、烈性畜疫在英国的爆发和流行，充分保障了英国畜牧业的利益。随着狂犬病反复爆发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狂犬病传染性观念的逐步确立，英国医界要求将动物防疫机制的管辖范围扩大到狭隘的畜疫防治之外，由此在1886年狂犬病被纳入法定动物传染病列表之中，从而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兽医部管辖之下，这意味着针对狂犬病的防治，政策工具更加充足，可以实施更加专门化的系统防治，进而有效遏制、根除、消除外部输入的狂犬病。这样兽医部以及其后的农业委员会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统一实施包括口络政策在内的强制性措施，还能通过更为严厉的监管、专业化的调查、先进的实验室手段来进行更为有效的防疫。在获得议会的全力支持之后，1897年农业委员会进而可以通过已有的充足的政策工具来全面实施根除措施，同时实施严厉的动物检疫制度，到1902年，英国已经在本土消灭了狂犬病，狂犬病的社会文化想象进而转变为一种海外疾病。[39] ①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狂犬病疫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