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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的限制与国王独裁交替的情况，在此后的三个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也不时出现。1297年，爱德华一世在全国征召军役跨海支持弗兰德尔伯爵对抗法国国王，当即遭到贵族抵制，认为王国此时受到苏格兰、威尔士的威胁，进军弗兰德尔既无价值也有风险。诺福克伯爵罗吉尔·毕哥德、赫里福德伯爵亨弗雷夫·德·波亨等为代表的大贵族，向国王递交了《进谏书》(The Remonstrances)，其中悲叹，“整个王国的共同体深感悲伤，因为他们并未受到与王国的法律和习惯一致的对待、没有受到与他们的前辈常常受到的一致的对待，他们也没有享受到他们未享受的特权，这些特权被武断地搁置在一边”(28)。《进谏书》除了为此抱怨国王外，还反对国王为此军事行动任意征税，违反了《大宪章》，声称他们前辈没有到弗兰德尔去服军役的义务，此时被征调重税，让其更不堪负重(29)。在贵族强大压力下，爱德华一世颁布《宪章确认书》(Confirmatio Cartarum)，其中宣称：国王亨利三世时期“被整个王国一致同意而草拟的章程”需要得到遵守，任何与之相悖逆的评判“将是无价值的和无效的”。为了王国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征调税收，应该“得到整个王国的一致同意，为了这一王国的共同利益”(30)。尽管如此，爱德华一世并不愿意受到限制。到了1300年，他在一令状中却将国王权威宣示出来：“在制定这份敕令时，国王和他的御前会议成员都在场，希望和打算国王权威的权利和特权在所有事务中被保存下来”(31)。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贵族集团要求监督王家政府，议会制进一步发展，使得《大宪章》的历史影响一度升温。国王即位后不久，贵族集团立即与以国王宠臣加维斯通为首的“王党”激烈冲突，并试图控制王国政府的核心——国王的“内府”。贵族代表在谏议文中提出《大宪章》展示的“王在法下”的精神，并将国王个人权力与“君权”(Crown)区别开来，声称效忠“君权”比效忠国王本人更重要，要求国王清除奸邪之人，遵守王国法律。1311年，在御前大会议上，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的“贵族立法团”(Lords Ordainers)拟定了浸润着《大宪章》精神的《约克法令》(The Ordinances of York)，其中要求：国王需每年召开议会，需“征得他的贵族的建议和同意”来任命朝廷和内府的重臣，驱除加维斯通等奸臣，废除爱德华一世以来“违背了《大宪章》”的苛重税收。(32)次年，贵族集团逮捕并处死了国王宠臣加维斯通，但国王并未甘愿受限。不久，国王宠信德斯朋塞父子(The Despensers)，继续培固势力，唆使“王党”与贵族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在1318年达成休战协议，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重新颁布《大宪章》。1322年国王在博罗桥(Borough bridge)一役中彻底击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而控制了政局，处死25名大贵族，旋即召开约克议会，制定《约克法规》(The Statute of York)，废除1311年的《约克法令》，国王权力再次膨胀，直到其被王后宫廷政变废黜。 爱德华三世即位后，基于其父的“前车之鉴”，为了稳定统治形势，在第一届议会召开时就确认了《大宪章》。当其臣下建议他派军剪灭前朝反叛的贵族时，坎特伯雷大主教用《大宪章》提醒这位年轻的新王，要遵守“已经成为王国法律”并在其加冕誓词中体现的《大宪章》，不要随意去攻击王国中的任何人(33)。爱德华三世亲政后，百年战争爆发，贵族阶层全力支持国王在大陆与法国进行领土战争，因此，几乎没有发生援引《大宪章》来与王权冲突的现象，只有一次是例外，即1340至1341年间随国王在大陆作战的王家“内府”与留在英国摄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的冲突。其时，国王在首次远征回国后，将战争失败归结为大主教及其所统官员在后勤供应上的失职，逮捕了其中几人，并拒绝他们以教士身份提出的对世俗审判豁免权的要求，由此而导致国王与大主教之间的争吵。大主教遂在1341年1月给国王写信以《大宪章》精神相威胁，其中警告国王，不要像其父那样违背《大宪章》、重蹈其父被废黜的命运，指出国王听从邪恶朝臣的谗言逮捕臣吏、贵族是“违背了王国的法律和《大宪章》”，践踏了其加冕上对之遵守的承诺(34)。在随后召开的议会中，该大主教和上议院还数次坚持国王必须恪守《大宪章》的二十九、三十九条规定，不得妄为。上议院中的教会贵族，还不时提出对贵族的惩罚“须经过同级贵族审判”。此外，议会也针对爱德华二世的倒台和王后阴谋集团的独裁，不时拿《大宪章》说事。1331年的议会法令规定，自此之后任何人都不得被违背《大宪章》的指控而让国王没收其土地财产。而1354年的议会法令更外延了《大宪章》第二十九、三十九条所保护的“自由人”的含义，规定“任何人，无论其财产或处境如何”，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被剥夺财产、监禁与处死(35)。尽管如此，《大宪章》仍难以限制王权。由于此时不断展开对外战争，战争费用负担十分沉重，国王对民间的钱物的随意征调不时出现。正因为因此，出现了《爱德华三世镜鉴》(mirror of king Edward Ⅲ)这一作品，作者署名为帕古拉的威廉(William of Pagula)。该著的主基调是，寓国王的权威与尊严于道德和宗教的理论框架中：君主应当崇奉上帝的正义与公正，君主的职位和权威源于他根据上帝的意志来公正行事。他应当受法律限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公正意愿。当君主显得错误时，一定是错误的建议使然，这样的建议应当在国王那里被废除。文中对国王的征调更是十分不满，极力揭露国王朝廷的吏员、法官压价强制购买民间货物的行径。作者甚至愤怒而大胆地指出，“我的国王陛下，在某些行为上，你与强盗头子一样”，对民间肆意劫掠。而“根据普通法，任何人都不应当攫取他人财产，如果所有者不愿意和没有正当理由的话”(36)。作为一个国王，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以压价购买货物的方式来掠夺民众。文中进而强调，“虽然应当说在一些地方君王并不被法律支配，然而，根据法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适用的”，这是因为“君主的权威依赖于法律的权威”，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37)。这样的指责，在当时并非是无病呻吟，从一个侧面显示，要用《大宪章》这样的约定来严格限制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显然是不现实的。 理查德二世时期，随着国王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权益之争再度趋于紧张，《大宪章》再度显示出其限制王权的政治效应。在该国王冲龄即位加冕后，下议院旋即在议会中以宣读《大宪章》的形式作了请愿，提醒其“像他在加冕典礼中被要求的那样维持和遵守《大宪章》”(38)。1380年在北安普顿议会期间，《大宪章》又被向早到的代表宣读。同时，贵族集团在议会中与“王党”的权力较量也随之更为激烈。不过到1389年亲政后，国王随即违背承诺，实行独裁统治，不仅控制议会，任命宠臣主政，而且处死、监禁与流放一批教俗贵族，并剥夺其财产。国王甚至公开宣称，法律在自己的口中和胸中，惟有自己“才能够制定和改变王国的法律”(39)。由于失去贵族支持，理查德二世在1399年被其堂兄兰开斯特的亨利武装推翻。为了证明自己阴谋篡权的合法性，亨利在是年9月底召开的议会上，发布指控国王的三十三条罪状，谴责国王违背加冕誓词中的承诺，专制独裁，重用奸臣，侵夺臣民土地、财产，不经法律审判处死臣民等等。其中的二十六条虽然没有提到《大宪章》，但却贯穿了其精神，指责国王违反“王国的法律和习惯”，任意剥夺“自由人”的财产。第二十七条则公开讨伐国王“违背了1215年《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对指控的臣民实施残酷的“决斗法”来进行审判。第二十八条也申诉国王“违背大宪章”而遏制教会的司法权(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