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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秘色瓷的生产时代 叶寘《坦斋笔衡》：“……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已经说明唐代已经开始烧造秘色瓷。 法门寺地宫《衣物帐》记载是“咸通十五年（874年）”，秘色瓷的出现年代当在此之前。 从窑址的资料看，后司岙出土的纪年资料中，最早的是唐“大中（847—860年）”的年号，其时，地层中秘色瓷和瓷质匣钵的占比不高，秘色瓷应该是出现不久。荷花芯的资料还要早些，能够到唐“会昌（841-846年）”年间。由此推测，秘色瓷出现于晚唐，至迟不晚于会昌年间。那长庆贡中的越窑贡瓷，可能并不属于秘色瓷器。 后司岙窑址秘色瓷在中和年间（881-884年）生产兴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钱氏家族墓中，康陵（939年）随葬秘色瓷的差强人意的质量，或许正是其生产开始由盛而衰的真实反映。 除了晚唐五代的越窑烧造秘色瓷以外，到南宋时期，越窑还在继续烧造秘色瓷器。 越窑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北宋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宋室南渡，由于特殊需要，越窑一度复兴。对南宋时期越窑烧造的情况，文献有不少的记载，特别是经常被大家引用的《中兴礼书》，“（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器祭样制烧造”。“（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令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台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明确提到南宋初宫廷在越窑烧造瓷器。在《宋会要辑稿》中更是明确写明在绍兴元年烧造一次之后又于绍兴四年继续烧造的原因——绍兴府大火，起火、救火，许多瓷器被打碎，必须及时补充，尤其是祭器。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边讲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也就是说，耀州的瓷器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是差不多的。但陆游所讲的余姚秘色瓷是不是指南宋时期烧造的呢？《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孝宗淳熙末年到光宗绍熙初年。其卷一说：“予去国（指临安）二十七年复来。”又卷六亦说：“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绍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陆游因周必大推荐，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岁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离开临安．正好二十六七年。以陆游的年龄，南宋以前的秘色瓷似乎是不应该看到的，他看到的应该是离开临安以前余姚烧的秘色瓷，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感慨。 另外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讲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令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这就讲的非常明确了，而且这个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窑目之”，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当做官窑瓷看待。通过这个文献，我们也知道这些秘色瓷产品风格特征跟官窑非常接近，“不能别白”。所以如果要找南宋时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就要找跟官窑风格非常接近的产品。 还有一个文献就是熊彦诗的《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臣尚有得于耳目之间者：永嘉养兵置局，织造锦袍；余姚呼集陶工，坯冶秘色；钱塘村落，辇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挎不假，则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铡致膳，则秘色何求？”熊彦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谀臣，他最有名的就是写了“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就是说，南宋中兴，全靠秦桧。《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倒是做了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他上这个书的时候是在绍兴二、三年间。绍兴二年（1132年）其任温州瑞安知县，其实他这个上皇帝陈厉害书主要是说，皇帝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呼集陶工坯冶秘色？故上书以玩好之弊论之。 当然皇帝是不会听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暂时消停，就要祭祀。要祭祀，就需要烧祭器。因为原来的祭器，在渡江的时候都损失掉了。熊彦诗绍兴二、三年提的意见，估计他讲的“呼集陶工，坯冶秘色”的事情，就是《中兴礼书》讲的绍兴元年高宗烧祭器这个事情，这个里边就有烧秘色瓷。 另外在史浩的《祭窑神祝文》里边讲到“比者宪台有命，埏埴是营。鸠工弥月，巧历必呈。惟是火齐，造化杳冥，端圆缥碧，乃气之精。兹匪人力，实繁神明。是用奔走，来输其诚。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灵。山川辑瑞，日月降晶。俾无苦窳，以迄有成。”叫史浩，绍兴十五年( 1145)登进士笫，调余姚县尉。“宪台有命”，表明此次烧窑是官府所命，“端圆缥碧”，所烧之物为青瓷。“鸠工弥月”，显然是临时性的烧造任务，仅一个月就完成制坯，即将入窑烧变。当然，弥月是一个常用的词，不一定实指一月，关键是他的产品，叫“端圆缥碧”，应该就是指的是秘色，在烧秘色瓷的时候，要祭窑神，所以他专门写了一个祭窑文。 从文献来看，南宋时余姚烧秘色瓷是有一定信息的。那么这个南宋烧秘色瓷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哪里，根据多年的调查，主要分布在慈溪古银锭湖一带，有低岭头、寺龙口、张家地、开刀山等几个窑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窑址烧造呢？我们认为，鉴于瓷器烧成率低下，接到任务如“宪台有命”以后，时间又紧如“鸠工弥月”，一个窑场是肯定来不及烧造的，必须要几个窑同时烧造，才能完成任务。当然这个“宪台有命”不是真的是给宪台烧的，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不时看到古代宫廷用瓷交由地方政府，如转运使、州军、府县负责烧造的情况。我们曾经对低岭头窑址进行试掘，对寺龙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实也发现了一批南宋早期产品。在南宋早期的产品中，主要分为传统越窑青釉产品和官窑型产品两大类。传统越窑风格的青釉瓷器质量悬殊，可分为粗细两种。粗者，以碗、盘等饮食器为主，其釉色以青泛灰为大宗。精细者，为青绿色，釉面光润，胎质细腻，胎壁较薄，造型端庄古朴。也有在器物底上刻有“御厨”款的，那就很明确了，这些器物就是给皇帝烧的，给皇帝用的。另一类官窑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浊、半失透状，釉面滋润而含蓄，同上述传统风格截然不同，而与北宋汝窑风格却颇为相近，同其后的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釉层略厚，色调浅淡，一般无花纹装饰，有许多瓷器从断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多次上釉的迹象。从李日华“今人率以官窑目之”看，他指的秘色瓷肯定不是传统越窑的那种产品，而应该是指官窑型产品。 官窑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类的有碗、盘、罐、冼、炉、瓶、花盆、唾盂、鸟食罐等。内底一般均无叠烧痕迹，碗、盘、冼、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钉痕迹，支钉数以5个居多，少数足缘刮釉，底足露胎。多为拉坯轮制而成，极个别系捏塑制成。胎质细腻，胎色多呈香灰色，与汝窑非常相似。当然这个支钉支烧工艺尽管与汝窑相似，但精细程度无法跟汝窑媲美，汝窑用的是很细的芝麻钉，而越窑的支钉很粗，这与胎料有关。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较低，一般在16%-17%，最高的也到百分之20%多一点。北方就不一样，含铝量比较高。一般AL2O3含量在25%以上，基至到35%。含铝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钉做得很细的话，就承受不了支撑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钉能够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够，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须用这么粗的钉。而这些官窑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并不被大家所认识，部分器物也确实如李日华所说，被“率以官窑目之”，如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修内司官窑弦纹瓶，釉中透着密密麻麻的气泡，与南宋越窑官窑型产品风格一致，其实就是南宋越窑烧的，当然也应该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时候烧不烧秘色瓷？还有一些产品非常精致，包括龙纹、对蝶纹，还有越窑刻单字款产品，如北宋元德李后陵( 1000年)“千”字款云鹤纹套盒，辽韩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乐纹执壶，还有最近在辽萧贵妃墓发现的一件注壶，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这类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却并不一致。从古代文献对秘色瓷的定义来看，其关注的焦点是形与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着重于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为秘色瓷的标准器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还是与秘色瓷相关的五代耀州窑、汝窑、高丽青瓷、官窑、龙泉窑，都是以釉取胜、不重装饰，而这些器物尽管很精致，釉色也漂亮，但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却是它们的装饰，与秘色瓷的追求不同。 六 余论 关于秘色瓷，有学者认为唐五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变了，其实我们从文献所记载的与秘色瓷相关联的几个窑场生产的产品来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终如一，它追求的目标一直末变，我们把从古代文献中认为烧秘色瓷的窑场生产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从晚唐水丘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窑五代时期生产的刻“官”乳浊釉产品、北宋时期的汝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龙泉窑黑胎青瓷产品等，尽管其不同时期，各窑有不同的特点，各地胎料的不同，导致产品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产品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窑场，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没有装饰纹样。古人也是把他们归为一类即秘色瓷的，他们都属于一个秘色瓷的系统。 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赵秉文《汝瓷酒尊》 ：“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瞳缄扃。”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令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庄季裕《鸡肋篇》：“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蒋祈《陶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当然，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高丽时期的部分青瓷，也归为秘色瓷系统，不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讲到“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把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相提并论。在徐兢看来，汝州新窑器和高丽青瓷都是与越窑秘色瓷风格是一样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锦》中则直接将其称为高丽秘色：“……高丽秘色一……，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当然对此书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 另外一个似乎可以归为秘色瓷系统的是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产品，关于张公巷窑址，学界对其生产年代意见不一，根据发掘者的判定，其年代为北宋末到元代，显然这个年代判定由于种种原因是比较宽泛的，对其性质，当年曾开过一个专家论证会，认为其为北宋官窑，现在学界更多的倾向于为金代官窑，如果从器物的风格看，张公巷窑址出土产品与汝窑相近，具有较多的宋代特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周纲尝知粱县，烧造假秘色瓷器以事蔡攸”的记载，而蔡攸得宠于徽宗，历任龙图阁学士、淮康军节度使、宣和殿大学士等要职，宣和五年（1123年）领枢密院事，随即又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职务，后改任太保，封英国公，靖康元年（1126年），钦宗即位，蔡攸被接在贬往永州、浔州、雷州、万安军居住，不久钦宗又遣使者在贬所将其诛杀。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烧的是秘色瓷还是假秘色瓷，总都属于秘色一类。自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置伊州，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粱县城，即粱县与汝州的冶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周刚“烧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叶寘《坦斋笔衡》关于陶器的记载：“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其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川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日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秘色窑器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再到江南龙泉县窑，包括官窑，其实是叶寘对秘色瓷发展系统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窑业史。看来宋人早就讲的很清楚，这些窑场都是秘色瓷系统。现在对秘色瓷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义所造成的。 前述因为秘色瓷的产量很低，数量很少，任太保、封英国公的蔡攸也只能用假秘色瓷，所以到清代的时候，乾隆皇帝才会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的感慨，什么意思？就是说官窑还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见了，人间无了，当然此处的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话，还是会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应该是有机会看得到的，所以从乾隆皇帝发出的感叹来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会像今日稍微好一点的越窑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实都不靠谱。（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载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秘色瓷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页1-17，文物出版社，201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