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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史学研究转向，新史学不断扩展 学者追求学术创新，不断采取新方法，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尝试给出新答案。由于新史学的不断渗透扩展，传统史学如史学理论、政治制度史、经济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环境史等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得到全新的阐释。如有的学者以新文化史的视角考量了历史、记忆和神话相互纠缠的历程，断言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都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2，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9；吕厚量：《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历史〉卷三与〈贝希斯敦铭文〉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4.1，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4；徐晓旭：《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评述》，《史学史研究》2014.3，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12) 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史料和作品变成了文本，对文本的细读、解释和解构成为学者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新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得到众多学者的追捧。学者关注文本背后的利益争夺、身份构建、自我认知、文化心理和身份争夺，学者在历史中发现神话，也通过神话理解历史。(陈文海、王文婧：《墨洛温王朝的“国土瓜分”问题——〈法兰克人史〉政治取向释读》，《历史研究》2014.4，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12；陈志强：《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历史教学》2013.12，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2；王晓德：《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13.6，马克？希恩：《在澳大利亚书写民族：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们和民族的叙事神话》，《学术研究》2013.12，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3)通过新史学的再造性阐释，思想家的思想和形象被进一步发掘。乐启良对世界范围内的托克维尔热进行了反思，认为文学政治不是抽象构建的产物，而是扎根于18世纪社会现实的理想。托克维尔的思想存在误区，他过于恐惧平等和中央集权。(乐启良：《18世纪的法国“文学政治”何以成为可能——对托克维尔的一点批评》，《世界历史》2013.5，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1)在医学史研究中，卢梭的急性间歇紫质症和被害妄想症被发现，他的多重形象获得了新的理解。(徐前进：《卢梭的病：医学与史学的综合解读》，《历史研究》2013.5，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2)思想家和大众文化的关系被逐渐勾连。(彼得·S.奥努夫：《塑造一个民主的自我：托马斯·杰斐逊与美国民主的起源》，《史学月刊》2014.2，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4)此外大众的符号、形象和声音日趋鲜明，其背后的权力争夺也为人知晓。(汤晓燕：《“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世界历史》2014.1，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4；陆启宏：《从仪式到抗议：近代西欧的“大声喧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11) 环境史方面，学者既讨论宏观的环境政策，又借助生物和神话来理解环境。(徐再荣：《里根政府的环境政策变革探析》，《学术研究》2013.10，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1；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6，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2；王海燕：《从神话传说看日本人的灾害认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8)学者也意识到地理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杨巨平对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进行了梳理，认为这既源于其对希腊文化的认同，又因为现实地缘政治的需要。(于逢春、冯建勇：《论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中州学刊》2014.1，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5；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11，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2) 2014年度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成果丰硕、进展显著。学者致力于学科建设，积极回应重要的理论命题，试图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学者关注时代、国家和民众，用历史解释现实，也为现实出谋划策。学者借鉴和使用新方法，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着力建设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努力推进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历史研究既需要宽广的学术视野，又需要具体研究中的切实勤恳，在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在逐步走向优质化、多元化、国际化。 (责任编辑：admin) |